1. 引言
朱生豪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一生专注于译莎事业，翻译了莎翁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共三十一部多，只有五部没有翻译。朱生豪是我国系统翻译莎剧的带头人，在莎剧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之前，中国只有零星的莎翁译本，不成体系，这件事在当时也遭到了日本学界的讥讽和嘲笑。此前只有梁启超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梁启超尽可能采用直译，最大限度地保留莎剧原文的句式结构、修辞手法和思想内容。即使译文可能因此显得生硬或“欧化”，也在所不惜。这也造成了译文传播效果不佳，读者接受效果不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朱生豪决定从事莎士比亚翻译，尽管难度极大，相关资料短缺，他也未曾言弃。朱生豪先生短暂的一生，几乎全部都奉献给了莎译的事业，最终成就了伟大的莎士比亚中译本。资深外语教育家许国璋曾指出：“我们追忆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内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诚然为何朱生豪这样一位既非第一译莎之人，又非资源最多之人会译出最成功的莎译本呢？围绕着这一问题，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框架为指导，尝试从更为综合，全面的视角再审晚清时期朱生豪的莎士比亚翻译，探讨其译作成功背后的推力与阻力。
2. 布迪厄理论基本概念：场域、资本与惯习
(一) 场域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理论。场域是一个实践理论，即从理论上说明实践，因而可作为分析工具解释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它可以涵盖翻译的所有特点，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富有成效的理论框架……对翻译最有应用价值”[1]。场域可以用以描绘客观的结构性关系，场域是一个社会空间，一个独立于社会参与者的意志和意识的客观外部结构，参与者为获取特殊资源而进行斗争和操控。场域中的成员根据相应的场域法则进行社会实践活动[2]。通过分析译者所处时代的各种场域，可以更为客观全面地看待译者翻译时所面对的各种环境，进而分析推动和阻碍译者翻译的客观因素。
(二) 资本
布迪厄指出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3]。这些不同形式资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个体在社会领域中的地位和行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资本特性各异。“经济资本”指的是金钱、薪资、报酬等，指个体所拥有的财务资源。“文化资本”是指个体通过教育、知识和文化背景所拥有的文化教育资源。“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社会资本强调译者与作者、出版商和其他相关从业人员之间合作和沟通的重要性[4]。
(三) 惯习
惯习是行为主体以特定方式行动和做出反应的倾向性。这些倾向性产生了“有规律”的做法、观念和态度，而这些倾向性并不经过有意识地协调，也不受任何“规则”的制约。换言之，布迪厄认为惯习赋予人们一种倾向性，对行为者的行为和反应具有重要影响[5]。它规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准则应如何应用于自己的行为。根据布迪厄的论点，惯习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点：持久性、历史性、建构性和无意识性。第一，惯习是持久的，是在长期的生活学习和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和童年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定型，将难以改变。第二，惯习是历史的。惯习来自社会结构，是社会化历史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第三，惯习具有建构性的特点。惯习是历史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是一套开放的处置系统。第四，惯习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运作的，不能被行为者有意控制，也不能被行为者的主观意志所塑造。
3. 场域对朱生豪翻译的影响
布迪厄社会实践论的核心思想包含在以下公式中：[(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6]。参与场域实践会不断形塑行为者的惯习，促使其惯习按场域自身的逻辑、规律和规则做出自我调整，以便在场域的争斗中获取特定利益，进而不断积累符号资本。场域与翻译家个人的发展密切相关，成为不得不谈的翻译客观因素，本节将从政治场域、文化场域和翻译场域来看待朱生豪翻译时所受到的场域的作用。
(一) 政治场域
朱生豪于1912年出生，1944年离世，这个时期是中国从封建落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激烈的时期之一。此时，中国已经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国内主要矛盾转为中国与日本的国仇家恨。所以此时中国的政治场域主要表现为与日本竞争，抗击日本。这导致了中国文学场域的与日本文学场域的竞争关系，1934年鲁迅先生在《读几本书》中说到“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二种”，而中国竟没有一种外国作家的全集，朱生豪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所以从政治场域来看，朱生豪此时选择翻译莎士比亚十分符合权利中心的期待，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朱生豪翻译初期，政治场域对朱生豪翻译起到积极影响，将朱生豪推到了译莎的位置上。朱生豪曾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说到：“要是我生下来，上帝就对我说你是只好把别人现成的东西拿来翻译翻译的，那么我一定请求他把我的生命收回去”[7]。从朱生豪自嘲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大概认为自己从事翻译是“大材小用”，而翻译是时代使然，是生存需要才最终使他走上了以翻译谋生的路径。所以即便要翻译，他也选择了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来翻译。所以即使政治场域虽不是其翻译成功的根本要素，也一定是他翻译走向成功的基石，不可忽略。而在朱生豪真正走上翻译莎士比亚这条路时，政治场域的异常波动，使其翻译之路经历百般阻碍。宋清如回忆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时候，他们从汇山路逃出，朱生豪仅拿了一个小提箱，里面满是莎士比亚剧集的稿纸。“他将个人全部财务丢下，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自己的日子”。后面战火纷飞，不但烧毁了朱生豪已经完成的稿子，更是物价飞涨，使其食不果腹。由此可见，政治场域与朱生豪的翻译密不可分，促使其翻译，塑造其翻译，也阻碍其翻译。
(二) 文学场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铅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引入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中国文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型——由以文言文、贵族趣味为主的古典文学形态向白话文为主、平民趣味为主的现代文学形态转型[8]。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学出版实际上已成为整个文学活动机制中的核心环节。伴随现代出版业兴起而建立的现代稿酬制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使文学写作成为一种谋生方式，使作家在经济上得以独立，经济的独立带给作家在文学主张和创作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动机与创作心态。文学场域在近代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影响着朱生豪译莎的进程。在文学场域，笔者总结出两点影响朱生豪的翻译的因素：其一，文学出版成为整个文学活动机制中的核心环节，文学产业化使得朱生豪有客观条件将翻译作为立身之本，谋生之路。其二，文学场域刚刚具有的现代化势头，也使得其市场份额严重不足，只有十分出类拔萃者才能在文学场域中崭露头角。加之此前梁实秋已经翻译过莎士比亚作品，这使得朱生豪不得不在翻译中精益求精，力求译作不被吞没在时代洪流中。文学场域中的两个因素相辅相成，形成一股外在力量，将朱生豪翻译推向成功。
(三) 翻译场域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转折时期，那么朱生豪所处的四十年代就是翻译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继续，从整个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看，较“五四”时期有所缓慢，出现了一段沉寂的局面。1935年，推介外国文艺的热潮在上海兴起，上海文化出版界称之为“翻译之年”，上海各大书局纷纷组织力量，译出了许多世界名著。朱生豪就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合同，詹文浒(时任书局编译所所长)在稿酬方面给予朱生豪优待，每千字两块钱[9]。在翻译场域蓬勃发展，对文学场域的影响逐步增大的过程中，翻译的地位也越来越为文人所认可，更多的文人投入到“翻译救国”的路径中来，朱生豪也在翻译中找到自身的价值，找到与社会的连接点。
自此朱生豪在多方场域力量的作用下，开启了他的翻译历程。朱生豪对于自己的翻译事业十分珍视，也极其用功，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离世。至1947年6月，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译作《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计27个剧本。
4. 资本对朱生豪翻译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Bourdier, 1986)。场域内行动者的位置和权力是由其所享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的，行动者会根据持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采取守成或颠覆策略。于译者而言，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决定其翻译影响力的重要筹码。本文从这三个资本形式出发，分析朱生豪资本对于朱生豪翻译起到的作用。
(一)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在行业中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行业地位。朱生豪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十分出名的大才子了，诗歌极佳，论文极佳。其教师称“朱生豪的才智，在古人中亦只有苏东坡一人而已”[10]。这让朱生豪在那个毕业即失业的年代，朱生豪在原之江教师，世界书局编辑胡山源的举荐下，一举进入到了世界书局，并拿到一月七十的工资。但除此之外，朱生豪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可言，他性格十分内向寡言，胡回忆说到，“一起工作数年，相对而坐，没听朱生豪说满十句话”[11]。正是因为这样不愿与外界过多交流的性格，朱生豪在翻译过程并不占有许多社会资本。根据《朱生豪年谱长编》所记录，朱生豪几乎没有学术界的知己密友，无人与他探讨翻译作品，也没人可以成为他在学术界的领路人。场域的本质是竞争，而资本也为这种竞争提供了筹码，朱生豪的社会资本是短缺的，这一资本的短缺也使得他的翻译作品刚出版的时时候，在翻译场域内缺乏竞争力。
(二) 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场域下尤为重要，当时的中国政局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引得国内经济动荡，物价飙升。在那时，一个作家或翻译家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就意味着可以在写作翻译的路上走得更加顺利，更无后顾之忧，而这一资本恰恰是当时大多数文人所缺少的，朱生豪也不例外。朱生豪在世界图书公司担任专职编辑长达6年。抗战爆发前，世界书局的工作为他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朱生豪将这份收入(经济资本)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资本)。因为还债，买书，和养家的需要，加之物价不稳等因素的影响，朱生豪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拮据的。但他豁达超然的性格也使他不甚在乎这些经济因素，只要赚的钱可供其安身立命，朱生豪就可以一直将翻译事业进行下去。朱生豪本人既有天赋，又肯数年地脚踏实地不懈努力，这样难得的才子，最终因经济原因而长辞于世。资本永远受制于场域，朱生豪的所有资本，在近代中国政治场域之下，也难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如果朱生豪肯向现实低头，给日伪工作，朱生豪的经济资本会更加充足，但是他直到去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气节。朱生豪伟大翻译家的身份背后是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影子，这个影子也贯穿他译文的始终。朱生豪听了之后信心倍增，不断打磨译文，精益求精，尽量将莎士比亚本土化、汉化，让普通百姓也能读懂莎士比亚，这一点可以从其翻译戏剧语言的处理手法中窥见。
下面列举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的选段[12]：
(1) BARBANTIO: …Damned as thou art, thou hast enchanted her;
勃拉班修：……你不想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胆敢用妖法蛊惑她；(朱生豪，2017: 23)
(2) OTHELLO: She is protectress of her honour too.
May she give that?
奥瑟罗：她的贞操也是她自己的东西，她也可以把它送给无论什么人吗？(朱生豪，2017: 181)
(3) IAGO: To lip a wanton in a secure couch,
And to suppose her chaste!
伊阿古：让一个男人安安心心地搂着枕边的荡妇亲嘴，还以为她是一个三贞九烈的女人！(朱生豪，2017: 187)
(4) OTHELLO: A horned man’s a monster and a beast.
奥瑟罗：顶上了绿头巾，还算一个人吗？(朱生豪，2017: 185)
(5) OTHELLO: I know not where is that Promethean heat
That can thy light relume.
奥瑟罗：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天上的神火，能够燃起你原来的光彩！(朱生豪，2017: 249)
(1)出自勃拉班修之口，从中可以看到他得知自己的女儿苔丝狄蒙娜嫁给了黑将军奥瑟罗之后的极其愤怒的情绪。朱生豪将“Damned as thou art”译成了“你不想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这是归化译法，将“thou hast enchanted her”译成“胆敢用妖法蛊惑她”，这里面的“胆敢”将激烈情绪推进，后又借用“妖法”贬低奥赛罗的行为。原文中只提及“magic”，朱生豪就想到了“妖”，西方人只说魔鬼，而妖怪则是中国人的提法，这里如果直译原文译成“魔法”，那么效果将大打折扣。提“妖”就会唤醒中国人对于《西游记》或者《聊斋志异》中“妖”的印象，所以这段翻译传达出的效果十分精妙，使得中国民众理解起来毫不费力。(2)中奥瑟罗此时从伊阿古的口中得知，他的妻子将二人的“定情信物”手帕送给了他的副将凯西奥，于是十分懊恼，开始语言讥讽。朱生豪在这里将“honour”译成了“贞操”，与(3)中的将“chaste”译成三贞九烈是一样的，都是中国传统中约束女人的话术，属于归化译法。(4)中将“horned man”译成了顶上了绿头巾，绿头巾是中国人对于被出轨一方的形象描绘，是中国特有的说法。(5)中朱生豪将“Promethean”这一意象省略了，只译成了天上的神火，将英语文化中的神话典故省略了。以至于这里的“火”不能引发读者的有关神话的联想，成为了单纯的“火”，这是一种向目标语读者靠近的行为。综上，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多采取规划翻译，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解释许多事情，使译文亲近中国普通民众，以求开启民智，这是朱生豪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三) 文化资本
朱生豪具有良好的中西文化资本，这是靠他自己一步步累积而来的。朱生豪虽然一生没机会走出国门，但是中西文化对其起到的塑造作用却可以说是等同的。在高中阶段朱生豪就已博览群书，不但熟悉了《论语》《孟子》《诗经》《楚辞》以及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名家，也接触了新文学，新思想，特别是新诗作家，如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等。同时，他英文极佳，在英语老师的指导下阅读过《哈姆雷特》《凯撒大帝》等戏剧选段。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秀州中学给全体毕业生每人一本英文版《圣经》，朱生豪把他当作心仪已久的文学经典作品[11]。许多西方名著都有着圣经的影子，有些甚至以圣经为蓝本，不了解圣经是无法准确理解西方文学的，而当时中国许多翻译家对于圣经不屑一顾，甚至翻译时选择直接绕开，朱生豪的译作中就避免了此类问题。所以朱生豪早期的文化资本较为充足，通晓古今中外，为其后期文化资本的积累提供良好的基础。
等到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工作之后，他的文化资本积累就更倾向于国外名著了，他桌上的书有很多外国书，几乎全都是诗，总集有一本《世纪英国文学读本》、一本《世界诗选》、一本《金库》、一本《近代英美诗选》，别集有莎士比亚、济慈、伊利沙伯·白朗宁、雪莱、华茨渥斯、丁尼孙、斯文朋等。在他与宋清如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剩余工资都用来买书，甚至给宋清如的礼物也是看过的书，他读奥斯卡·王尔德，读莫泊桑，读弗洛伊德，成年后的他，对于书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他对于不同文化更加包容，当时不被认可的书，他也尝试吸收借鉴，为己所用。除了读书之外，他也观看各种表演艺术，无论电影还是话剧，只要较为有名，他都去观看，为译莎做准备。所以在当时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朱生豪却凭着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为自己赢得了十分可观的中西文化资本。由此可见，朱生豪的思想受到中西方文化经典的双重洗礼，并且二者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融合。这导致朱生豪的翻译作品既不同于林纾的改写，又区别于鲁迅的硬译，在归化与异化之间找到了合适的落脚之地，这一中间地位的选择也成为了他译作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5. 惯习对朱生豪翻译的影响
译者惯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其翻译起到决定性作用。惯习对比于场域来讲是翻译的主观因素，但惯习本身并不是主观的，因为其不受意识的支配，他是译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存在的外部场域之间相互关系的调节中介。
(一) 童年经历
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惯习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父亲从商，十岁以前朱生豪的生活非常幸福，但其家中宅院呈现封闭的特征，与左邻右舍以围墙为界，不与之交往，家中自然形成了拘谨自首的内敛风气，朱生豪也从小养成了较为内敛的性格。十岁那年，朱生豪母亲病逝，接着家中产业衰败，父亲也在两年后病逝，朱生豪被移交给叔祖母照看，两年后，叔祖母病逝。童年的悲惨经历使得朱生豪不喜与人交往，成了师友口中独来独往、固执倔强之人。他渊默若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朱生豪的处世哲学也变成了“出世”而非“入世”。年幼的朱生豪突然失去了家人和优渥条件，导致他认为经济资本和人际关系不能提供安全感。朱生豪曾说过“一见面就感情泛滥的人是靠不住的”，所以朱生豪喜欢抑制情感，更多诉诸理性，在书中寻求安宁。由此童年经历使其养成了好读书，喜独处的惯习。这一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所以朱生豪一生与书为友，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才得以在翻译莎士比亚时取得成功。
(二) 场域影响
布迪厄的理论突破之处就在于其摆脱了西方传统二元对立观点，不再将主观与客观对立，而是综合看待二者的关系。简要来说，民国初年的文学翻译场中，逐渐形成了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先锋派与以林纾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角力。先锋派提出了翻译名著、直译和运用白话文的主张，保守派则仍坚持晚清时期的文言文翻译和意译。朱生豪生活在这一年代，他的个人惯习受到这两种主流观点的影响。朱生豪本人并非守旧派，他受西方思潮影响较大，所以在翻译时选择了白话文翻译，并且选择了使用散文体而非诗体。当时的直译和意译之争，朱生豪并没有站队，朱生豪的翻译尽量对原文“亦步亦趋”，甚至代词的翻译都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这一点与此前林纾等人的纯粹意译划清了界限。但是朱生豪提出“必晓畅传达原文之意趣，必要之时可更易原文之结构”[12]，这点又有别于鲁迅等人的硬译。所以朱生豪的翻译惯习，受到当时翻译场域的影响而形成，在翻译场域中找到了一个适宜的位置，使其翻译通畅易懂，又不失原文要领。
下面列举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的选段，以期看见朱生豪翻译的“中间位置”的选择。
(6) DUKE OF VENICE: [To BRABANTIO] And, noble Signior,
If virtue no delighted beauty lack,
Your son-in-law is far more fair than black.
公爵：(向勃拉班修)尊贵的先生，倘然有德必有貌，说你这位女婿长得黑，远不如说他长得美。(朱生豪，2017: 49)
(7) OTHELLO: Nature would not invest himself in such shadowing passion without some instruction.
(8) 奥瑟罗：人们总是有了某种感应，阴暗的情绪才会笼罩他的心灵。(朱生豪，2017: 183)
(9) DESDEMONA: If you have lost him, Why, I have lost him too.
(10) 您固然失去了他的好感，我也已经失去他的慈爱了。(朱生豪，2017: 209)
(11) IAGO: This is the night
That either makes me or fordoes me quite.
(12) 今夜是我的命运所寄，倘不能青云直上，就要一败涂地。(朱生豪，2017: 247)
(13) Put out the light, and then put out the light.
(14) 让我熄灭了这一盏灯，然后我就熄灭你的生命的火焰。(朱生豪，2017: 249)
(6)出自公爵之口，为的是说服勃拉班修，让他改变对这位人格高尚的将军的看法。这句话的直译应该是“如果美德不缺乏令人愉悦的美，你女婿的肤色远比黑人好”。但是这样处理，不但原文的韵味一点都不见，就连意思也变得模糊起来，因为这并不符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反观朱生豪的翻译“倘若有德必有貌”，用了很简单的语言将意思准确传达，不但精准传达原文表层含义，又保留了意趣，虽更易了原文结构，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是奥瑟罗在开始对自己妻子产生怀疑时的话语，原文是双重否定的句式，朱生豪采取意译的方式，将其逻辑颠倒，更符合了中国人的说话习惯与思维方式。(8)是苔丝狄蒙娜对奥瑟罗所说的，指的是其父亲对二者都有不满情绪，朱生豪的译本采取了增译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又能让中国读者理解起来毫不费力。(9)是伊阿古对自己计划成功在此一举的激动说辞，原文用了两个相反的动词“make”和“fordoes”来表现此时行动的关键性。而朱生豪则用了三个四字格“命运所寄”、“青云直上”和“一败涂地”来表现伊阿古“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朱生豪在准确传达原文意味的同时，运用中文中独有的四字格，烘托剧中紧张的氛围，达到了“信”与“雅”的统一。(10)是奥瑟罗决定要杀害苔丝狄蒙娜时候的自白，原句说得比较隐晦，但朱生豪将其背后的意思译出来，不损害原文意味的同时，使其更加的明晰易懂。以上文本的翻译，都是朱生豪翻译惯习的具体表现。朱生豪的译本绝不是死译、硬译，也不是胡译、乱译，而是忠实于原文的同时又能更易原文之结构，更好地传达原文之意趣。
(三) 爱情经历
朱生豪的爱情经历对其翻译惯习产生巨大影响。和悲惨的童年经历相反，这段经历为其带来的大多是幸福的体验。朱生豪非常喜欢给他的恋人宋清如写信，二人还会彼此写诗，在信件中可以看到朱生豪是一个天才般的诗人，以诗人之才，译诗人之作，朱生豪的译本虽采用散文体，却处处流露诗情，这是天才的驱使，也是爱情经历所带来的浪漫特质。朱生豪的诗性就源自于他美好的爱情经历，这也让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中随处可见的爱情和情话时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不是对爱情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所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不会那么引人入胜又令人悲戚。朱生豪也常在给宋清如的信件中谈论自己对于莎剧的喜好，探讨译莎的困惑与难处。从信件中可以看出，朱生豪对于自己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都有着反思的惯习，与宋清如的信件往来也成为了反思的一部分。朱生豪强调翻译本身不难，难的是如何准确地理解原文，莎士比亚的原文多处运用古英语和诗体，多用暗喻，所以理解的困难会多于表达的困难。知网上很多文章探讨朱生豪的误译，这无可辩驳，因为当时朱生豪的资源和时间都十分有限，无法做到相对完美的翻译，但从他的翻译惯习中可以看出其不断地追求着最大程度的理解，最大程度的传达，最大程度的准确，这是其译本成功的原因之一。
6. 结语
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为译者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对于朱生豪的翻译历程，本文也按照这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虽未能详尽其译作成功的原因，但也给出了客观且具有价值的因素。其一，场域因素使得朱生豪译莎成为可能。当时的政治场域虽混乱不堪，但是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却有着“像西方国家学习，西学东渐”这一基本方向。中国现代时期是一个翻译进步的重要时期，文学场域受翻译场域影响较大，此时朱生豪选择翻译莎士比亚是符合政治场域和文学场域的期待的行为。朱生豪的翻译在中国近代场域下得到了发展的助力，但这并不是其译文产生长久影响的本质原因，只是其译文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其二，资本短缺使得朱生豪译莎之路困难重重。朱生豪拥有的所有资本与同时代的人对比都是稀缺的，由于生活压力，他经济资本短缺，不善言辞的性格让他缺少社会资本，普通的社会地位让他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追寻文化资本。但他超尘脱俗的个性，投身文学的决心，让这些资本的稀缺不足以成为困难，这是朱生豪的可贵之处。其三，个人惯习使得朱生豪译莎具有天然优势。朱生豪沉默寡言，理智善思，却又心思温柔，笔法细腻。小时候的悲剧命运，成年后爱情带来的幸福，都让他对莎士比亚笔下关于人性与世界的描写有着深刻感知。朱生豪的经历使他能够理解莎士比亚笔下“生的痛苦，性的压抑，与死的恐惧”，而多年文学的积累与沉淀又给予其文字表达的能力，加之天才使然，他是天生的莎译者。笔者认为场域为其译作提供了基本，资本短缺是其翻译不断克服的阻碍，个人惯习是其译作成功的根本原因。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影响，此起彼伏，最终在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之中，我们窥见到了朱生豪洗尽铅华的一生，在那个漫天尘埃、人心不古的年代，朱生豪用其一生带给世界伟大的莎士比亚中译本。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洗尽铅华：翻译家朱生豪的诗意人生
——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
摘要：莎士比亚戏剧作为人类文学史上的明珠，启迪了无数人，其艺术价值与文学地位不言而喻。近代以来，许多译者想要借翻译将莎士比亚的思想引入中国，其中朱生豪的译本无疑是影响范围最广，受众最多，经过时间冲刷，却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译本。在晚清这一充满未知的动荡时期，朱生豪通过翻译将西方优秀文化引入中国，达到了“开启民智，洗涤心灵”的目的，进而贯彻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是晚清时期，翻译更是被赋予了诸多社会意义。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被加拿大学者西梅奥尼引入翻译学之后，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其中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适用于朱生豪的译者研究，有利于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朱生豪的译者生涯，其译作的形成过程，并最终使其译作成功背后的本质原因浮出水面。
关键词：朱生豪，译者研究，布迪厄社会学，惯习，资本，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