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Architectural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说到：“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下，把握新形势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要的一环。”自分散到融合，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悠久独特的文化在交融交流交往过程中，接受着或来自汉族、或来自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浸润。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文化圈”与文化圈中的“核心与边缘”现象。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加强民族团结的最有效的途径。
1.2. 研究对象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西部、云南省中部，是彝族、白族、汉族人口为主要构成的少数民族大州，根据2020年度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74%，其中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9.52%，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0.35%，而白族则是该州人口在万人以上中占比最少的民族，这种独特的民族人口构成造就了当地建筑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变化。
本文选取彝族传统建筑土掌房为研究对象(图1)，它是彝族最古老的传统建筑。根据其主要分布的楚雄州的高原山地地形，气候呈现垂直差异特征，而彝族主要聚居在干旱少雨的高寒地带或者是河谷地带，因而房屋建造多为平顶结构。其建筑材料以泥土为主，添加少量的板木；究其原因主要为山区泥土丰厚，石头较多，容易采集，且经济实惠。土掌房冬暖夏凉，防火性能好，非常实用。且由于村落聚集及选址的原因，看起来层层叠叠、集中连片，直达山顶，极具特色。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1. 理论意义
本文基于文化传播视角，运用文化圈、核心与边缘理论对楚雄州彝族地区民族建筑进行研究，研究其在长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建筑形态的演变。
图1. 土掌房村落(来源：网络)
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彝族建筑以及本文的研究理论文化传播运用知网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时发现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较少，因此使用了“文化传播与建筑演变”为主题进行文献搜索，发现结合文化传播理论与建筑演变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图2)。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提出，学者们对二者的研究热情只增不减，但对于文化传播理论与民族建筑形态演变之间存在的相互呼应的关系，学界内对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对二者进行结合，以期对学术研究起到助推作用。
1.3.2. 现实意义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彝族建筑文化及其建筑形态的变化体现了典型的文化圈效应，具体可解释为：将楚雄州看作一个彝族文化圈(图3)，处于彝族文化圈核心区的彝族建筑，接受来自边缘区的汉族与白族文化影响时，不仅仅产生了对其建筑形态演变有利的影响，也会对本族建筑的地域性特征产生负面作用。而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建筑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不仅能够满足社会的物质基础需求，还能够体现人们的意识和追求 [1]。传统的“本地人”地域文化与新源的“外地人”文化的良性交融，能够创新推动地域文化繁荣发展，地域建筑与地域文化是互相作用、共同生长的，“外来”文化将滋养与创新传统建筑文化。因此创新地域建筑应从地域建筑滋生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去发掘和探求；反之，如果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诸如“千村一面”的负面效应，则会对少数民族传统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及其建筑形态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则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规避，这也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图2. 以“文化传播建筑”为主题的可视化分析(图源：知网)
图3. 彝族文化圈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1.4. 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云南省彝族自治州为研究地点，以彝族建筑形态入手，以文化传播理论、文化圈理论与核心与边缘理论为依据，分析彝族地区建筑的具体物质形态与文化象征形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接受来自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文化的交融交流中产生的变化，并探讨其在当代建筑发展中的新途径。
论文首先进行研究背景、对象与意义的界定，第二对本文所运用的文化传播理论及其下的文化圈与核心与边缘理论进行梳理，第三运用楚雄州彝族地区建筑实际形态演变作为案例分析并提出存在问题，最后提出楚雄州彝族建筑保护地域性、在现代化中创新发展的路径。
2. 文化传播理论
文化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文化一旦产生，就会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常说的“文化交流”。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交流。文化和传播是一体的、统一的，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涵盖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二者之间互为对方的生存条件。
2.1. 文化与传播
国内学者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在思考传播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到：“就文化的传播因素而言，尽管地球上自有人类而言，传播就开始了，尽管传播与人同步产生，尽管传播是如此重要――它是人之现实存在的运动方式，无传播即无所谓人类，亦无所谓人类文化，可是，人们对传播这种文化方式多少有些漠视，传播学的晚成和不够成熟，就是一个例证。”由此可知，文化因传播而生。
传播属于文化的传播，文化属于传播的文化。具体体现为：文化在传播的推动下会发生均质化，出现变迁、分层、积淀、增值、整合。传播将会普遍、广泛、深远而又持续的影响到文化。“文化与传播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证实，二者均具有兼容互渗、同质同构现象。” [2]
因此传播与文化具体一体性、互动性，传播即文化，文化即传播。文化活动所形成的传播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效能或作用，即为文化传播功能。
2.2. 建筑是文化传播的媒介
现实生活中，我们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信息流中，信息传播之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类通过媒介运用各类符号――语言、文字、建筑等――传递讯息是我们重要的生存条件。正因此，人被称为“符号的动物”。
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指的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往往指涉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当下的网络。而建筑不仅是直接作用于人的一种实体，也是一种存在于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媒介，通过建筑作为传播载体，可以实现某种信念的表达、生活方式的呈现等，甚至可以传播包含具体事件的信息，并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起到融合社会思想，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展示的窗口即是建筑，而建筑的结构、材料、雕刻、绘画等元素，就是文化传播理论中所提到的非语言符号，在民族的内部和外界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与传递 [3]。
2.3. 文化圈与“核心与边缘”论
2.3.1. 核心与边缘
文化核心区与文化边缘区是长久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所造成的。用中国传承已久的儒家文化来举例，在实行大一统体制二千多年的中国中央权力大多数时候都集中在中原地区，这些地区因此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 [4]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陲，儒家文化对边陲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不足。简而言之，文化核心区通常接受了高强度、长时间的某种文化的浸润，他们的行为模式往往不会脱离该文化的特征，而文化边缘区通常接受了较少的文化滋润，人们的行为较少受到该文化的约束，他们有较低的概率以该文化的视角出发来规划生活，改变生活，他们的行为通常受自由驱使。
此时可以得出以下推论：1) “文明”有大小、主次或等级的区分；2) 文明实体的边界是不确定的；3) 文明的扩张与传播是人类社会普遍而自然的现象 [4]。
2.3.2. 文化圈群
文化圈群是指在某个特定区域内，某种文化基于地理和语言的因素而处于“统治”地位，其习俗传统、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在当地被较多数的人所传承和信仰。这时其他文化的民族相对来说就处于这个文化圈中的边缘地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与乡村范围内出现了新的基于地理?语言的文化圈群 [5]，也就是说在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区域内，出现一些基于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区域，且该区域内部媒介信息传播频繁。随着基于地理?语言的区域交流增多，双方之间的交流交融也日益增加，出现了文化传播带来的不同效应。
少数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圈内不同文化所处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地位不同，当他们受到外部文化影响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体现。
3. 文化传播影响下的楚雄州民族建筑形态变化研究
3.1. 文化传播影响下的民族建筑
习近平主席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当下，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越来越频繁，这种文化深层的传播交流，除了对人们行为和生活模式产生了影响，也体现在了民族地区建筑形态上。
3.2. 文化传播对楚雄州彝族建筑的影响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西部、云南省中部，沟通昆明市与大理州，是我国彝族主要聚居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彝族支系庞大、分布集中且范围广阔，受此影响其也具有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是研究彝族建筑形态的重要地区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6]。彝族传统民居建筑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是随着地方社会的环境与发展变化而逐渐的变化的，并受到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具有彝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其中，当地彝族建筑形态受汉族及白族影响较大，这种影响表现到建筑上，呈现出建筑形态的多元性。本文所提出的建筑形态主要分为建筑的物质形态特征与文化象征形态特征。
3.2.1. 文化传播对传统彝乡建筑物质形态的影响
谢小环在介绍地域化建筑的时候提到，民族地区的地域建筑一般可以分为物质地域和文化地域两部分。物质地域主要包括传统民居、生产作物、特色美食等；文化地域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图腾崇拜、装饰纹样等 [7]。如前文所述，楚雄州彝族人口基数大，呈现广泛聚居的特征，造就了传统彝族建筑的显著地域化特征。因此本文基于此分类方法进行建筑形态变化的分析。
1) 传统彝乡的物质地域化特征――以建筑形态为例
受地域、文化、气候及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彝族建筑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态，各有特色。根据前人广泛研究概括，楚雄的传统彝族民居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土掌房、垛木房以及合院瓦屋。其中，土掌房保留了良好的地域性建筑特征。
先彝族人居住地偏远，条件刻苦，居民以放牧为生，常年迁徙，民居形态相对简单。且受汉族房屋建造技术的影响，彝族建筑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实事求是适应当地条件，形成了独具彝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形态。在彝族民居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受中国汉文化为文化圈核心区的影响，彝族地区的许多传统彝族建筑形态汉化严重，现存保留完整、地域性突出的民居则以土掌房为代表。
土掌房是楚雄彝族传统建筑形式之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成聚落，其装配的平顶也会在族内重要的节日时成为大家聚会的场所，是彝族内部紧密团结的重要方式与工具。这种特殊且独具特色的建筑形态，反映了彝族人民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
2) 文化圈中的传统彝乡物质地域化特征变化――以建筑形态为例
前文提到的彝族传统土掌房，不仅仅保留大量的彝族传统文化色彩，它也是汉式建造技术与彝族传统土筑民居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在外墙及屋顶的建造技术上，采用的是彝族土筑民居的传统技术，但彝族建筑整体布局和内部防雨、保暖等细节构造上，都深受汉族文化影响 [7]。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汉文化圈内少数民族文化边缘区的特点，彝族人民能够在吸取汉族建筑经验及技术，使其民居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等条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的基础上，保留其千年传承的独特彝族文化风格(图4)。
彝族民居与汉族民居在建筑形态方面各有不同，在中国汉族文化圈处于核心区的大背景下，彝族建筑在保留生活习惯及民族信仰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汉族建筑文化的优化改造，使得本族人民能够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3.2.2. 文化传播对传统彝乡文化象征的影响
1) 传统彝乡的文化地域化特征――以装饰纹样为例
彝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丰富意味的文化体系。其中，具有文化特色的各种建筑室内装饰与纹样是彝族最为显著的文化地域化特征，其类型丰富、分布范围广泛，集中反映了民族文化体系对建筑形态的影响。而彝族的各种装饰与纹样普遍以其信奉的黑、红、黄三色为主，体现在绘画、雕刻艺术及器具制作上，其中装饰纹样又以虎纹、火纹、几何纹为主。
图4. 彝族土掌房内部布局
一方面，彝族自古以来崇拜老虎，以虎为祖先，并自称为虎族，因此以虎作装饰纹样成为彝族民间最常见的形式(图5)，除了出现在建筑内部的柱刻与装饰上，也在服饰和文创产品上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火是彝族的信仰，体现在屋内不仅设有常年不息的火塘，声势浩大的火把节也在全国范围内久负盛名。最后，几何纹造型简洁，应用范围广泛，常出现在建筑内日常可见的生活用具、地毯，以及人们常佩戴的头巾等，也是彝族传统文化装饰的代表之一 [6]。
2) 文化圈中的传统彝乡文化地域化特征变化――以装饰纹样为例
赵学在研究彝族建筑文化时，将其分为几个元素看待：外部装饰结构、内部结构、表面装饰图文和表面装饰色彩表现。
明清时期，楚雄彝族受到汉文化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图案纹样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开始流行汉族神话故事中的门神、送子观音、弥勒佛等贴画。龙凤、麒麟、貔貅等汉文化中的吉祥物也成了彝族图案中的宠儿。“福、禄、寿”等有美好寓意的汉字也时常出现在彝族纹样中。同时，彝族人民在此影响下也学会使用一些本族装饰纹样来体现汉族文化在本族的传承，比如“福”，用蝙蝠、蝴蝶等表示；“禄”，用鹿、炉等代表(图6)；“寿”，用松柏、石、桃等表示；莲花象征着连连发财；鱼象征年年有余；喜鹤象征喜上眉梢等等 [7]。传统彝乡的文化在汉文化核心区的影响下，或结合本族文化展现汉传文化，或接受汉族文化的吉祥寓意，都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友好交流与传承。
图5. 彝族建筑装饰图腾图纹
图6. 彝族建筑装饰图腾图纹
3.3. 文化圈之间文化传播的不利影响
3.3.1. 千村一面――建筑地域性特征的消失
中国的高工业化水平与快速城镇化给中国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乡村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也反映在了建筑形态方面，但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是积极的、适宜的。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传播与运用，许多民族村落都出现了千村一面的现象，建造时间靠后的许多民族建筑都呈现出外部对汉族城镇建筑的盲目跟从，以及内部建筑装饰纹样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随意堆砌等现象。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对村落原生态的风貌建筑造成破坏，也对建筑形态的地域性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而建筑形态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承载与传承着民族文化。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保护乡村文化，留住“乡愁”。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大省之一，多个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享生活，多民族文化交融在这块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地域性。站在游客的角度看民族文化与民族建筑形态，则可以这样想：在一百年前，游览云南民族聚居地区，可以从人们不同的着装服饰与风格、建筑形态与装饰纹样等方面分辨出这个村寨里生活的是哪个民族 [6]。而如今，在一些深居高原山林的老村寨中也许尚能从建筑与服饰中看出些许差异，但在那些距离城市较近、交通便利的“核心区边缘村寨”中，多半时候已无法单单从建筑与服饰上看出民族文化的差异了。这方面即体现了对民族传统建筑的过度更新加速了传统建筑在民族村寨的消亡。
3.3.2. 人畜同居――人本需求的忽视
彝族有着本民族独特的信仰，人民受万物有灵思想与家庭式小型经济模式的影响，千百年来形成了人畜同居的模式，这种建筑形式虽然使得彝族人民便于饲养牲畜与存放物品、粮草等，但同样会使得室内的环境卫生杂乱，气味难闻，并且人们日常清扫难以顾及畜居楼层，房屋整体清洁麻烦，是彝族传统民居的主要缺陷。因此，在考虑人本需求的前提下对彝族民居进行设计改造时人畜分离成为重点，同时在改造过程中，也要注意不造成乡村矛盾。
3.3.3. 制材落后――技术更新的需求
彝族传统民居建筑大多建造年代久远，其建筑技艺、材料都较为古早，这对于彝族人民的生活主要有两方面影响。第一，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于板块交界处，地质灾害频繁。而传统的彝族民居多以木结构为主，抗震性不强，门窗的封闭性差，容易造成结构损坏。受建筑材料的限制，彝族民居在抗震抗灾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云南地处高原，遮挡物少，多强风天气，使彝族传统民居中开窗较小，院落四周的墙壁皆以封闭式为主，极少开窗，造成了室内采光不佳，内部空气不流通。因此，在保留传统彝族民居建筑形制的基础上，对彝族建筑进行改造时应考虑适当引进新技术与新材料进行更新设计。
4. 对策建议
我国瑰丽的民族文化是独特的宝藏，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民族村寨的更新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在这其中，如何在汉文化为主流的核心区内，适当吸收、助力保护，保存好我国偏远地区的宝藏文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以下，本文将对汉文化圈边缘的彝族建筑形态的保护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
4.1. 地域建筑的现代化改造
为了保护彝族建筑独特的地域性特征，避免单一改造形成的“千村一面”问题，就要在传统民族建筑现代化改造中注意以下三点。
1) 划分类型，重点保护。运用大数据、数字测绘等现代技术对彝族地域建筑进行普查与记录，根据其特点划分类型并进行重点保护和研究。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保护民族特色建筑，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更新。
2) 秉持尊重的态度。首先是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尊重，进行充分的田野调查，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建筑形态及装饰纹样的现状与不足，兼顾其原本具有的独特地域适应性，同时尊重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改造意见，创造具有地域性的、更新的舒适人居环境 [7]。
3) 保持更新改造的理念。改造民族地区传统建筑民居时，切忌全盘否定民族传统建筑，盲目地用现代城镇建筑代替民族风貌建筑。而是应以传统民居建筑形态为主导，适当增加现代化的功能，考虑生态保护与舒适居住的需求，应用绿色建筑理念与环保材料有机融入传统民居建筑改造，续写地域民居新的历史篇章。
4.2. 以人为本的需求回应
学者温泉根据地理范围、生产方式、支系、建筑、方言、服装等因素，将西南地区的彝族文化区大致划为四大分区，即凉山系、乌蒙系、红河系和滇西北系。根据地理分布及文化调查可知，楚雄州正位于四大文化区的交汇处，全州不同地区的彝族建筑因此展现出多样的形态风貌。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交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建筑形态也在相互影响并彼此融合。面向多元的民族文化背景，彝族传统建筑民居的更新如果仅仅只是盲目“抄作业”，为了强调民族性而忽略现代化需求或是追求现代化建造而忽视民族地域化的体现，都难以避免舍本逐末。因此，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形式，首先应该满足的是人民的生活需求。以人为本，才是新民居建设的宗旨 [6]。因此，在满足彝族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对人畜分离的改造应在新民居设计中合理恰当的规划出小型家庭饲养牲畜的地方，在主体建筑外单独修建一栋小型的畜厩，同时开一扇小的侧门通向畜厩，这样既方便家庭的喂养与看护，又对家庭卫生环境不会造成较大困扰。
4.3. 恰当接受新技术
新技术的发展与传播确实加速了建筑形态的趋同，但我们也绝不能矫枉过正，把新技术彻底“扫地出门”。刘先觉先生曾对当代世界的建筑文化之走向有过这样的论述，“当代世界的建筑文化就像一棵古老的大树，它分出了二支主干，然后上面再分别长出许多树枝，这些树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和各种建筑理论，而二支主干则是支撑建筑发展的两种动力，其一是物质技术，其二是地域文化。正是由于二者的共生与交融，才促使了建筑的不断进步。”物质技术是客观的存在，当它们是地域性的物质技术时，自然就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支撑与源泉，所以传统的地域技术被看作是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面对新技术，不能因为害怕丧失地域性而拒绝它。接受新技术时，更该考察其是否能够利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面对先进的外族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不会轻易地被替代，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另一种外族文化的接受都不是在空白的基础之上，而是在自己固有的传统上对外族文化进行选择性地吸收，进行整合，这也正是文化圈核心与边缘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高效吸收新型技术，结合地方传统技术，发扬符合各地区特点的“地域性”技术，仍然可以保持建筑文化的地方性特色 [8]。
综上所述，为了解决彝族传统民居抗震性弱与抗强风能力差的问题，可以从技术材料更新的视角采取以下两种措施。第一，针对云南的地质灾害，可吸收现代建筑中的优势，在保留建筑形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和砖混结构，在建筑的承重节点利用钢筋混凝土固化建筑结构，在保留其原有风味的同时，优化房屋，增加使用寿命，减少反复修缮的维护成本。第二，增加必要的开窗和通风。建筑师必须在保证房屋基础结构的同时，使内部空间相对宽敞，可以在顶部设置可收缩式的天窗，这样不仅丰富了建筑形式，而且可以借景室外的蓝天白云，丰富视觉层次。其次还可以在建筑的次要部分比如楼梯和过道等，设置面积相对较大的开窗以满足室内的采光。同时提升窗户的封闭性，用双层玻璃和多锁点的五金件使扇，框形成一体，提升窗户的封闭性能，使窗能够抵御强风的吹击。
5. 结语
古往今来，经过千年的历史沉淀，彝族民居形成其特有的物质、文化建筑形态特色，其间蕴含的不只是当地历史文化、环境生态等的沉淀，还有漫长的历史更迭中，多种文化圈内的文化传播带来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或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或因其传播不当造成民族村落地域性的消失。但是，纵观未来发展趋势，文化圈之间的深度交融必将为彝族民居带来更多新型技术，进一步提高偏远地区民族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进行彝族传统建筑民居的传承和改造的过程中，不应为了凸显地域性，而拘泥于某一种形式或不敢应用新技术，而是应以人民的真实生活需求为基础，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彝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民族信仰反映在建筑设计上，才能使彝族乡村民居真正服务于彝族人民，同时呈现出与城镇住宅的不同之处 [6]。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为了保留地域性，而一味拒绝新技术与外族文化的输入，而是因地制宜地融合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创新本民族建筑技术并提高本民族人民生活空间质量。
民族地域性建筑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还需要更多的科技研发和经济投入，更需要我们结合诸如文化圈核心与边缘理论等相关学术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齐头并进，让中国民族建筑积极、创新发展。
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民族建筑形态变化研究――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建筑为例
摘要：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丰富文化，汉族文化恢弘博大，而少数民族文化别具一格、独富魅力。21世纪的中国城市，文化传播频繁，文化交融交流交往密集，其中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文化内涵，继而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建筑形态。本文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以文化圈与核心和边缘的理论为基础，分析彝族地区地域建筑的具体物质形态与文化象征形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接受来自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交流中产生的变化，力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创新融合传统民族文化与新型现代技术，保存并发展我国优秀民族文化。
关键词：文化传播，文化圈，核心与边缘，彝族建筑形态，地域文化
NOTES
1出自习近平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