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ath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
1. 研究背景
学界大多认为同理心即共情、换位思考，是站到他人角度或位置去理解与响应他人经验与感受的综合能力。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智能化时代，强大的信息流给人们带来了多元的知识、机遇和价值选择，也深刻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党的十九大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 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的主力军，是建设未来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力量，“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1]。在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在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中懂得换位思考、保持理性、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价值观和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前提。因此，在“信息茧房”1、“沉默漩涡”2、从众心理等互联网传播学理论已有丰富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对当代大学生同理心影响因素的研究，明确显著影响当代大学生同理心形成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人际交往特别是大学生网络交往中“同理心”的价值，唤起社会、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同理心培养的重视。
然而，通过在知网上搜索“同理心教育”这一字条，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章都是围绕医学教育展开的，包含对医学人员所要接受的同理心课程的介绍，以及对其同理心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研究颇为全面。其余少部分文章是关于家庭和学校的同理心教育的，仔细阅读后发现，这些文章主要侧重在介绍同理心的概念或者是用实际事例来说明同理心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例如：杨倩(2020) [2] 提到家庭成员互换角色的方法可以给予孩子一些同理心的体验；于克东(2020) [3] 主要是关于以同理心的视角去设计一款编程教育软件，里面对高阶同理心的描述表明同理心不仅仅关乎感性上的意识，还关乎硬性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牵涉社会阅历、想象力、观察力等需要刻意培养的方面。其余文章主要体现企业员工在工作或是设计产品时同理心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同理心在生产中可以发挥的效能。例如，毕重增(2021) [4] 指出在谈判当中有效运用同理心，有利于采取有效的语言策略、情绪策略和行为策略，通过相互理解，带来双赢。
2. 研究方式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给在校大学生发放“同理心专业量表”等几种量表以对显著影响在校大学生同理心的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回收有效问卷共101份。
2.1.1. 问卷设计
本问卷主要设置了“同理心状况”、“家庭同理心教育情况”及“学校同理心教育情况”共三个维度，对在校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
其中，“同理心状况”涵盖了同理心专业量表调查与预设情景中同理心的表现调查两大方面，主要的调查目标是了解目前大学生的同理心现状。“同理心状况”的量表设计采用了专业心理量表和原创情景题结合的方法，专业心理量表部分采用Davis共情量表 [5]。Davis共情量表包含了“幻想同理心、换位思考同理心、共情关怀同理心、个人痛苦同理心”四大维度，每个维度包含7道题目，一共28道题目 [6]。为减少问卷填写者负担，本研究的问卷从Davis共情量表的每个维度中筛选了引导性较弱的题目，共16题作为专业心理量表部分。此外，为反映目前网络及现实情况的复杂性，预设情景中同理心的表现调查选取了现实中一些较有争议的复杂情景来设题，旨在分析大学生在复杂情景中的价值选择与相对应的同理心表现。这部分原创情景题目的设计还着眼于调查大学生面对熟悉程度不同的人所表现出的同理心的差异：从网络到日常、从面对陌生人到面对亲友，旨在体现大学生在面对其生活中不同场景所表现出的同理心的多样化。在面对陌生人所表现出来的同理心的有关问题上，问卷选取了一些颇有争议的网络热点事件如“舆论杀人”网络恶性事件进行模拟；在面对亲近者所表现出来的同理心的有关问题上，问卷则选取日常场景为背景。
在“家庭同理心教育情况”及“学校同理心教育情况”这两个维度的问卷设计中，量表同样采用普遍与特殊情况相结合的原则，一是问卷调查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有无开展能够培养学生同理心的教育活动，是否有在日常中培养学生同理心的意识。例如，在家庭方面，调查父母是否有意识引导孩子去做志愿活动，是否有意识与孩子互换家庭角色，是否注重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等；在学校方面，调查学校的心理教育情况，调查教师是否有意识开展文学作品阅读活动，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对他人产生共情的能力等。二是调查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是否“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包括父母和教师是否自觉担当引导者的角色，用实际行动树立榜样。例如，问卷会调查对象的父母在争吵时能否相互体谅并做出让步；教师在面对学生考试失利时是否有不当行为等。三是问卷的内容表述和量化指标尽量保持梯度一致，例如，过分的功利主义逊于精致利己主义，而精致利己主义则逊于同情心，同情心则不如同理心。
题目的选项数目是三到六个不等，选项赋值有三种情况，分别是：−2，0，2；−2，−1，1，2；−2，−1，0，1，2；−3，−2，−1，1，2，3；极差是4或者6，相邻选项的赋值梯度为1或者2。量化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同一道题中这一梯度处处相等，并且尽量在控制较小的极差以及控制相邻选项间的赋值梯度较为相近这两个方面之间取平衡。
2.1.2. 信效度检验
本文研究以SPSSAU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ftware Automatically，自动化统计产品和服务软件)为工具，对收集到的101份有效样本的调查结果进行信效度检验，其中对于信度的检验，采用了计算克隆巴赫系数的方式，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可得，三个维度的α系数均在0.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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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ronbach’s alpha table for the questionnaire
说明信度可接受；而第一个维度，亦即调查同理心状况的维度α系数大于0.7，说明信度较高。整体的α系数也大于0.7，同样体现了该调查问卷较高的信度。
根据效度分析结果，问卷的KMO (Kaiser-Meyer-Olkin)为0.645，大于0.5，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问卷效度较好，可以进一步分析。
3. 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对问卷调查的结果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将“同理心专业量表”“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调查结果作为一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将调查对象同理心的表现分别与性别、省份经济发展程度、家庭教育情况、学校教育情况两两配对进行相关性分析，比较不同情况下调查对象同理心表现情况及分析其影响因素。
3.1. “同理心专业量表”“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的 相关性分析
“同理心专业量表”包含16道题目，“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包含3道题目。答题选项从A到D或E分别对应−2~2分值而且分差一致，分数越低表明同理心表现越差，分数越高则同理心表现越好。对两个量表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皮尔逊相关系数r = 0.410，该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个变量的结果呈正相关，且相关性为中等，本研究设计的情景题具有有效性，而且在专业量表中同理心表现较好的大学生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也能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
3.2. 同理心状况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同理心专业量表”和“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每道题的分值梯度一致，所以本研究设置了一个综合同理心指数，首先分别计算出一个量表中各题填写结果的赋值的平均值作为此问卷填写者在该份量表中的同理心指数，再计算出这两份量表的同理心指数的平均值作为综合同理心指数。统计结果显示，男生的综合同理心指数的平均数为0.319，标准差为0.758；女生的综合同理心指数的平均数为0.498，标准差为0.386。可见，女大学生同理心表现的平均水平高于男大学生且表现更为稳定。
3.3. 综合同理心指数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调查对象所在地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分别来自25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通过将2020年各省级行政区的人均GDP与调查对象的综合同理心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得知，综合同理心指数与省份经济发展指数的相关系数r = 0.118，呈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为避免同一省级行政区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研究将自变量进一步精确到市级行政区，重新统计得到的新相关系数为r = 0.120，说明综合同理心指数与省份经济发展指数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可见，当代大学生的同理心表现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性不强。
3.4.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同理心教育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在调查家庭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情况方面，本研究共设计了五道题目，每题答题选项分别对应一个分值，分差一致，分值范围是−2~2。取调查结果相应分值总和的平均数作为家庭教育指数，以代表家庭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水平。在调查学校对学生同理心的培养情况方面，本研究共设计了六道选择题，以与计算家庭教育指数同样的方法统计得出学校教育指数，以代表学校对学生同理心的培养水平。(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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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empathy education received by the respondents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注：29~34题分别调查了该部分大学生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所接受的同理心教育水平。第29、30题为大学阶段；第31、32题为小学到高中阶段；第33题为小学阶段；第34题为中学阶段。
*注：29~34题分别调查了该部分大学生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所接受的同理心教育水平。第29、30题为大学阶段；第31、32题为小学到高中阶段；第33题为小学阶段；第34题为中学阶段。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所在的地级行政区人均GDP与学校教育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352，呈正相关，相关系数1%水平上显著；学生居住地级行政区人均GDP与家庭教育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047，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城市人均GDP较小地区的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与城市人均GDP较大地区的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的区别，本研究以城市人均GDP的中位线为界将调查所得结果分为两大部分，分别计算它们的均值与标准差。
据统计结果显示，城市人均GDP反映出的经济水平显著地影响着学校在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就中学阶段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学校越倾向于给予学生更为完善的心理教育。人均GDP较小的城市在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方面相对水平较低，学校心理咨询室及心理课程的资源仍未能较好地得到利用。而小学阶段，无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否，心理教育都没有得到基本的落实，也就是说在小学阶段，这部分受调查的大学生没有得到良好的心理教育。
因此，本研究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学校在同理心教育的建设方面更有优势，同理心的教育水平更高；家庭在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方面并没有在经济发展程度更好的地区显示出优势。同时，参与调查的这部分大学生无论其生活的地区经济水平如何，在小学阶段均没有得到良好的心理教育。
3.5. 调查对象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受心理教育情况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调查对象以往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情况对其同理心表现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调查对象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分别接受心理教育情况的问题，其结果见图1。分数越高，说明调查对象在该阶段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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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eceived by the survey respon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图1. 调查对象小学、中学、大学受心理教育情况比较
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因此默认这一群体对基础教育阶段及高等教育阶段的心理教育水平都有过亲身体会，因此每个参与者都回答了小学、中学、大学这三个阶段的心理教育情况的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随着调查对象所接受的教育层次的提高，其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越好。而令人担忧的是，调查对象在其小学阶段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非常有限，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小学阶段所在的学校既没有心理老师，也没有设置心理教育的相关课程，更没有心理咨询室，因而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心理教育。
3.6. 学校、家庭教育与大学生同理心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分别统计了学校教育指数、家庭教育指数与大学生综合同理心指数的相关系数：学校教育指数与综合同理心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151，不显著；家庭教育指数与综合同理心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214，且该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个变量存在关联。因此，学校教育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并没有凸显其对大学生同理心表现的显著影响；相反，家庭教育则显著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同理心表现，这说明了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念、亲子相处模式以及家庭沟通方式对孩子同理心的形成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
3.7. 填写人视角的同理心状况及相关原因
在问卷的最后，笔者设了一道主观题，以询问填写者认为当下大学生同理心是否有所欠缺，若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回收问卷后，整理得出有效填写这道题的有31人次，其中仅有一人认为当下大学生的同理心已足够强，其余三十个人均认为目前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同理心不足的情况，且其原因可大致整理为以下思维导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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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asons for lack of self-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图2. 大学生视角下自身同理心不足的原因
在进一步归纳总结后可以看出，有50%的问卷填写者认为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原因导致了当代大学生同理心较弱，有25%的人认为是学校层面的原因，还有16%的人认为是家庭层面的原因，剩下有各5%的人分别认为没有人能够对他人拥有真正的同理心，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这跟人生来的性格特质有关。
对此，笔者认为，大约一半的受调查者都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人同理心普遍不强的根本症结是社会及制度(应试教育)的问题，但觉得该负起主要责任的却是家校，而不在社会与应试制度。在目前的阶段，社会想要发展，就必然不能没有竞争，无论是内卷化，还是争取向外获取资源来破解内卷都要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进行。应试制度也就因此应运而生，并绵延赓续了上千年，并不是现当代的特产。而如果学校能够重视起同理心的培养及家庭能够良好引导学生，学生更有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这个社会，对人文学科的学习更为得心应手，反而还能够在考试中拥有更好的表现，尤其是语文、英语等文科类学科，并且在与人交往，投入工作后更如鱼得水。
4. 讨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知，当代大学生同理心表现水平在性别上出现显著差异，女生的同理心表现水平明显高于男生且表现更为稳定；对当代大学生同理心表现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来自家庭教育；随着调查对象所接受的教育层次的提高，其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也随之提高，同时，大部分调查对象在小学阶段并没有在学校得到良好的心理教育。
此外，研究发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当代大学生的同理心表现水平显著相关，同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学校教育能够显著地影响当代大学生的同理心表现水平。但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显著相关，地区经济越发达，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越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其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差，学生越有机会体会到生活的艰苦，因而也更有可能在他人遭遇同样情况的时候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从而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其二，因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调查的该部分大学生在其小学阶段均没有在学校获得良好的心理教育，同时家庭在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方面也并没有在经济发展程度更好的地区显示出优势，因而不排除有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其教育层次逐渐提高后，特别是获得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和学习体验，得到了丰富的见识和体验后，能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其三，家庭对孩子同理心的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父母更容易受到激烈的社会竞争引发的焦虑心理的消极影响，因而家庭在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方面也并没有在经济发展程度更好的地区显示出优势。
因而，结合调查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其一，高校需要加大对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在大学生品德的培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方面，建议增加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学农活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职场体验活动等，让大学生在切身实践中体察社会生活。其二，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重视亲子关系的培养，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开办“家长学校”、试点推广父母持证上岗、推广家风活动等措施来落实。其三，重视男生和女生之间同理心的差异，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要完善中小学心理教育的基础设施设备，引入心理相关的课程，关键还要促进各科教师对教育心理学理论的持续学习，引导教师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加强对学生品德和心理方面的培养。其四，政府要坚持发展经济，优化教育资源，努力打破社会内卷化趋势，把过度竞争的精力投放到增加优质资源上，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普遍的焦虑心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爱。中小学及高校可以在政府的有效规划指导下进行集团化建设，通过建设新校区、多校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途径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为广大学子提供更多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其五，在社会舆论方面，政府需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不能一味报道负面消息，需要更多报道并关注正能量信息，从而正面促进社会心理及个体心理的和谐发展。
5. 总结
同理心是个体道德品质的组成部分，是个体良好社会适应性心理品质形成的基础，是个体得以个性化成长、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基础，是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价值观和完成社会化的前提 [4]。明确显著影响当代大学生同理心水平的相关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应对策，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同理心水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
影响当代大学生同理心的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摘要：同理心是指设身处地地对他人的情绪或体验产生认知性感知与理解的能力，也可称之为共情能力，即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能力。在这个生存竞争激烈、网络空间上“信息茧房”不断强化的社会背景下，本研究通过对影响高校在校大学生同理心表现的相关因素进行调查研究，找到对高校在校大学生同理心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性别因素、家庭教育因素等，从而唤起社会、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同理心培养的重视，并为培养学生同理心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为我国学生同理心的增强乃至构筑一个理性与温情共存的社会提供一些拙见。
关键词：大学生同理心，同理心教育，心理教育，教育心理学
NOTES
1信息茧房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总统的法律顾问凯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他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面向大众生产新闻，并依赖人工编辑的方式进行分发，并无明确的受众细分意识。而由于算法技术的出现，以及在媒体企图捕捉读者的关注点的驱动之下，算法依据用户偏好推荐个性化内容的模式大行其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分发方式使信息传播更加扁平化，受众可以自由选择信息，削弱了专业媒体的内容把关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担心，算法推荐机制过分迎合用户偏好，背离多元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进而导致信息封闭，加重意见分裂与社会极化。(整理自MBA智库・百科)
2沉默漩涡，即沉默的螺旋(英语：Spiral of Silence)，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由伊丽莎白・诺尔-纽曼于1974年在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的《沉默的螺旋：一种大众观点理论》一文中最早提出。其主要概念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地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