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ecision on Studying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sh-Pull Theory—An Empirical Study in a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海外留学人数持续增长。2019年,中国赴海外留学学生人数逾9.9万;其中,英国大学总申请量从2018年的636,960份增加到2019年的638,030份,来自中国本科学生的申请量增幅高达30%,达到19,760人,约占英国UCAS本科申请总数的3% [1]。德国《2019科学大都会》数据显示,2018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逾3.69万名,位居国际学生之首,占德国高校留学生总数的13.1% [2]。《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指出,中国赴美留学生328,537人,在美国国际学生中占比31.5%,赴澳留学生97,983人,占该国国际学生的27.4%;同时,中国留学生在多国留学生人数中排名居首 [3]。这就表明,在当今社会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语境下,中国学生的留学国决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对留学行业及其留学前景产生了一系列影响。Quacquarelli Symonds (下文简称QS)调查显示,当被问及留学计划是否受疫情影响时,逾半数受访者给出肯定回答,其中中国留学生表示受影响的百分比最高,占比66%。对于具体的影响,逾半数中国学生表示会推迟留学计划或更改既定的留学国或留学高校,而确定取消留学计划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决定放弃留学规划的仅占4% [4]。这意味着,突如其来的疫情及其常态化管控并不等同于消弭了学生群体出国留学的意愿,优质的国际化高等教育作为刚性需求且不可延迟的特性,决定了留学规划和决策的进程会受疫情影响,但留学需求却并不会为其压制,故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生及其家庭的留学决策、以及影响其留学决策和未来规划的诸因素,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推拉理论由D. J. Bague首先提出。他认为,人口流动主要旨在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构成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则成其为推力;人口流动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 [5]。E. S. Lee在巴格内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流出地和流入地都存在拉力和推力的因素,同时还存在第三种因素,即中间障碍因素,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该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生活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个人动机等因素。人口流动是由推力、拉力和阻力三个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 [6]。
研究显示,近年来运用推拉理论探究海外留学的文献已有不少。如,曾思齐运用推拉理论对影响出国规模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失业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是影响出国规模最显著的三方面因素 [7],李强提出借助推拉理论完善留学生招生工作 [8],孙田雨通过推拉理论对“洋高考”现象进行探究 [9],刘明超通过推拉理论研究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移动率 [10]。上述文献对推拉理论中“推力”与“拉力”的分析虽较为全面,但大多基于理论以及前人文献进行分析;后两篇对于留学的具体研究则侧重于向决策机构提出建议。本研究在上海某双一流高校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生中开展在线匿名问卷调研,通过实证研究,在推拉理论视阈下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生的留学决策及影响其留学决策和未来规划的诸因素,并对其未来留学选择提出可行性建议。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旨在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生的留学决策及影响因素,故采取就近原则,选取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中历年出国留学率较高的三个学院中大一至大三年级约2500名学生进行调研。
3.2. 研究工具
基于推拉理论及研究问题,我们自行编制问卷,列举影响留学决策的具体的“推力”与“拉力”因素,以在线匿名问卷的形式开展调研。问卷的整体设计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以单选题、排序题、量表题及简答题设计问卷题目,其中排序题设置排序上限。问卷共涵盖五个部分:基本信息、留学国及留学高校方面的因素、家庭方面的因素、个人方面的因素及特定时期方面的因素,共37题,其中单选题11题,排序题2题,量表题23题,简答题1题。基本信息部分共8题,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级、家庭长期居住地、父母学历、家庭年收入、专业及留学国意向、留学国及留学高校方面的因素,共15题,包括受访者对留学目的地及居住地的各种“推力”与“拉力”的重视程度。家庭方面的因素共6题,涵盖受访者家庭对受访者留学决策的影响。个人方面的因素共7题,主要涉及受访者个人留学的目的。特定时期方面的因素共1题,涉及全球新冠疫情对受访者留学决策的影响。问卷以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性问题为辅,旨在了解各方面因素对受访者留学决策的影响。
3.3. 研究的开展
问卷设计完成后,8名本科学生自愿参与小范围测试,以检验问卷的措辞、长度、信度、效度及问题覆盖面。根据反馈结果,问卷在长度、信度及效度上均为良好,适合后期的正式匿名投放。基于对问卷措辞、选项设置等问题覆盖面方面的反馈,我们对问卷在行文措辞和重点标注上作了相应修改。正式问卷于2020年4月27日在朋友圈及班级群投放,2020年5月12日调研截止。问卷投放为期两周,共回收有效问卷90份,问卷样本量约占总样本量的3.6%,符合本研究的最低样本量需求。
4. 研究结果
4.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4.1.1. 调查对象性别、居住地和所在年级
表1数据显示,共计90名学生在线匿名参与本次调研,其中男性学生36人,女性学生59人,依年级分布为大一学生63人,大二学生14人,大三学生9人。因大一、大二学生还未面临即将出国的阶段,各方面考虑因素较多,计划更长远,因此本调查90%选择了大一、大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城市间的发展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差异,我们将居住地也列入考量范围。表2数据显示,参与调研者居住在“直辖市”、“地级市或中小城市”的较多,各占37.8%,居住在“省会城市”、“乡镇或农村”的则较少,各占12.2%。
4.1.2. 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及意向留学国
从图1及图2中数据信息可以看出,参与调研的同学主要来自该校中外
表 1. 调查对象性别和所在年级交叉统计(单位:人)
表 2. 调查对象居住地统计(单位:%)
图 2. 调查对象对留学国的向往程度(注:图2中国家前的数字仅为问卷中排列顺序,与调查结果无直接关联)
合作办学框架下的学院及出国留学率历年较高的学院,且所列举的专业均有受访者参与,其中自动化、外语、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专业的覆盖面较为全面。将上述覆盖面与图2中对留学意向国的向往程度相对比,可以看到,这些占比较高的专业多为与该校有合作项目的德国高校,故德国得分较高与之有一定相关度。鉴于英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留学意向国 [3],该调查结果与以往的留学数据相悖,这可能与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对于国际学生的相关政策缩紧和大幅调整有关,也可能与我们样本数量较少有一定关联。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也有一定的占比,而瑞士、新西兰、新加坡及其他国家则占比较少,可见学生心中的留学目的国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仍与社会上整体的留学趋势相关。
4.2. 海外留学的外在因素
4.2.1. 留学国及留学高校方面的因素
该部分调研旨在探究哪些留学国及留学高校的外在因素影响了中国学生的留学国选择及决策。依照刘明超对留学的移动率因素分析 [10] 及旷群对高中生出国留学的调研 [11],本部分问卷共15题,以量表的形式综合计算出各因素在受访者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数据结果如图3所示。
以影响因子0.8为标准,中国学生更注重留学国的治安环境、移民难易程度、当地基础设施、留学高校的优惠政策、是否来华宣讲及学生是否容易得到实习及工作机会;容易拿到签证、互换项目、对文化的包容程度也在其考虑范围内;而历史是否悠久、毕业后的薪酬高低、文凭含金量等因素的影响因子则较低。可以看出,如治安、基础设施等留学国环境方面的因素及优惠政策、来华宣讲等政策方针类因素备受重视,而对文化的包容、历史是否悠久等软件方面的因素及毕业后薪酬高低、文凭含金量等较长远的因素则对受访者的留学决策影响较小。
4.2.2. 家庭方面的因素
这部分调研旨在通过分析家庭方面对学生留学国及留学高校选择的影响因素,了解其影响程度。调研结果如下:
由图4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父母的学历在专科、高中及以下均占比过半,大学本科的占比分别为42.22%和28.89%,而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均不超过10%。从表3可知,近半数受访者的家庭条件足够支持出国留学的规划。非常支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中有78.3%足够支付未来的留学开销,支持子女
图 3. 留学国及留学高校影响因子分析
图 4. 调查对象的父母学历分布
表 3. 父母支持度与家庭条件支持度
出国留学的家庭也有47.5%足够承担未来的留学费用,只有极少数家庭表现为不足以承担上述费用。可见尽管父母学历在硕士以下占比均超过90%,但这似乎并不会对家长是否支持孩子出国留学有过多影响;同时,留学的经济能力与父母支持度有很大关系。家庭经济能力越高,父母越支持子女出国留学,但同样也有经济能力稍差的家庭仍十分支持子女的留学规划。然而在受访者中,没有父母不支持子女出国,即使是家庭经济能力较弱的家庭,也在考虑规划子女的出国留学。这就表明,对众多中国学生及家庭而言,在其学业及未来生活的规划中,出国留学仍占有重要地位,即便新冠疫情对留学市场打击较大,但许多家庭依然没有放弃出国留学的规划。
表4数据显示,仅有16.7%的受访者会优先选择去亲朋所在的国家留学,有40.5%的受访者不会优先选择亲朋所在的国家留学,这反映出,亲朋在留学地与否对其留学地以及高校的选择无直接、明显的影响;而42.9%的受访者表示不一定会优先选择去亲朋所在地留学,这表明该因素有一定概率会影响到其对于留学地以及高校的选择。可见,亲朋在国外工作居住与否对于学生的留学高校及留学国决策影响并不显著。
图5反映了家长支持子女出国留学的诸种原因。得分较高的选项有看重海外留学经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社会阅历比未出国留学的人更为丰富等等,而得分较低的则是父母曾出国留学、父母朋友的子女出国留学及为家人争光等。对比上述因素可以发现,父母更加看重未来子女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对自己或其他亲朋过往的经历却不太重视。这表明当代父母相较于以前更为注重子女未来的发展规划,而较少地将自身经历或他人经历复制在子女这一代上,从而表现得更为民主。随着时代发展,家长与子女也会更早地开始进行留学规划,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留学决策。
如图6所示,当与父母出现分歧时,41.1%的受访者未与父母在留学国及留学高校的选择上产生分歧,38.89%的受访者在与父母沟通后,能实现自己的选择,只有少部分在与父母沟通后会听从后者的安排。据《2016中国留学白皮书》一项内容为“留学决策人是谁?”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出国留学总体由父亲决策的比例占4%,由母亲决策的比例占5%,由父母亲共同决策的比例占20%,由子女本人决策的占35%,由全家共同决策的比例占35% [12],这与本次调研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大多数父母会给出自己的意见,但
表 4. 亲戚朋友居住国外与留学与否交叉图
图 5. 家庭影响因素排序条形图(单位:分)
图 6. 与父母出现分歧时应对方式
最后在选择时仍会尊重子女的意见。
4.2.3. 特定时期方面的因素
这部分调查旨在了解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学生对于留学国以及留学高校的决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调查结果如下:
从表5中数据可知,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会对自己留学的决策选择产生影响,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不会对自己的留学决策产生影响;该结论与QS调查发现基本一致。虽然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目前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并实现了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但海外疫情仍较为严峻,故大多数受访者会观察疫情的发展趋势后再做出自己的留学决策。
4.3. 海外留学的内在驱动因素
该部分调研旨在探究个人方面的因素对学生本人的留学国及留学高校的决策产生的影响。调研结果如图7所示。
以0.8为标准,可以发现,受访者希望通过自身的留学经历,完成学业、开拓眼界,在体验留学国独特的社会文化、风俗人情和生活方式的同时,提升个人的综合学业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对于留学是否能为家人争光却并不认同。以上调研结果体现出,在当前的留学热潮下,名义上的海归已不再是中国学生及家庭规划出国留学的首要目的,而对综合素质的提升及视野的拓宽才是其最为看重的方面。在专业选择方面,较多的受访者会根据时下的热门专业来确定自己的留学意向,这也体现出当下的一大困境,即过多的人才涌向有限且特定的热门行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以及人才溢出。此外,受访者对“外语能力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很大”的认同度较低,而对“我出国是为了学会一门外语”的认同度却较高,这反映出受访者可能并不看重国内阶段的外语学习,而更多寄希望于在国外外语语境下提升自己的外语语言能力。
表 5. 新冠肺炎对出国留学影响程度
5. 讨论及建议
根据内外因综合推拉理论模型,影响留学决策的因素可分为内因与外因中的推力与拉力,而外因又分为留学国的推力与拉力及所在国的推力与拉力。由于本研究仅面向有留学意向的尚在国内的本科学生,故所在国的推力与拉力暂不研究。基于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在受访者当前的意向留学国中,德国、美国和日本得分较高,且该双一流高校也以上述留学国为主,故就该三国的数据进行对比。
5.1. 建立模型
根据受访者对15个因素的得分,构建以下算式:
其中x1 - x15分别对应序号9 - 23。前面的系数为该因素的得分,而xi的数值取值为−1、0或1。以中国为参照国,当目标留学国的某因素相对于中国较好时取值1 (即拉力),几乎相当时取值0,相对较差时取值−1 (即推力)。当就某因素比较时出现中国无法作为参照国进行对比的情况,则对三个国家进行排序,最高得分为1,其次为0,最低为−1,相差无几时则均取0。表6呈现的是上述三个国家所对应的分值。
根据表6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该计算结果的得分高低与受访者意向留学国得分高低结果一致。显然,德国、日本等国在留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美国的地位虽有下降,但
表 6. 德、美、日三国各因素对应分值表
仍占有一席之地。上述数据表明,传统的英美两国仍是当前的留学热门国,而正是因为社会趋势所引导,才有此现象的发生。该结果表明,学生在进行留学决策的时候会适当参考热门国家,从而做出自己的留学选择和规划。
5.2. 对于个人及家庭的建议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留学政策也随之不断调整。如美国国务院的留学生新政出台,就对国际学生、特别是正在美国留学及拟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带来显著影响。故就个人及家庭而言,在关注留学教育资源的同时,更要时刻关注留学国对于中国学生的友好程度,尽早规划合理的留学选择,并时刻关注国内外留学政策的变化,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使自己的留学决策更为适时、合理。
尽管传统的留学大国,如英美等国,无疑仍是现阶段的留学热门国家,其留学体系和留学政策也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完善,但现如今,许多其他的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拓展留学市场,对留学生的利好政策也在不断出台或完善。故在教育资源相差无几时,不妨放眼其他同样具备留学实力的国家及其优质的高等院校作为留学目的地,如德国、日本等,拓宽国际视野,多元化选择优质留学高校,从而使自身的留学决策和人生规划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5.3. 对于高校管理部门的建议
调研结果显示,学校的合作办学项目会影响学生对于留学目的地的选择,故各高校应积极加强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高校的合作,拓宽国家间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该框架下的学生及家庭提供更为丰富及实用的学业和生活上的信息与资源。
其次,我们发现,海外高校来华宣讲也是影响受访者留学决策及规划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网络上已有不少国外高校的信息网站,但学校校内的宣传对于学生来说更为直观,也更令人信服。故高校既可以采取传统的来校讲座宣传的形式,也可以利用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多媒体模式,如网络直播或公众号推送等,对留学国及其留学高校进行宣讲。
6. 结语及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问卷调研和数据梳理分析,对影响中国学生在留学国以及留学高校选择上的诸种因素进行探讨,并给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近年来,中国学生将视野逐渐转移到诸如美英等热门留学目的地的其他国家,日本、德国等国成为许多学生潜在的意向留学目的地。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后续疫情严重性的持续性增长,未来的留学国选择将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趋势。鉴于美英等国因其留学政策的大幅调整或改变,其留学生的处境在近年内也会愈加困难,其数量也会相对缩减;相对而言,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人数则可能出现攀升趋势。鉴于新冠疫情下国内常态化防控形势,本研究只采取了在线匿名问卷调研,未能实现实地调研和面对面的访谈。其次,由于我们收集到的问卷样本数量较小,尚不能将我们的结论作普遍化讨论。再次,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诸如国际流动风险防范体系、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及中介市场等一系列潜在的影响因素,也未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促使国内国际社会对本国的国际学生政策不断进行着调整,这对于留学前景的影响势必将持续数年之久。故合理规划留学决策,了解当前留学状况及动态,是每一个有留学意向个人及家庭的迫切需求,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的长远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华东理工大学2020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上海市级项目“影响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的因素研究”(课题编号:S20106)阶段性成果。
推拉理论视阈下中国学生海外留学决策实证研究――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为例
摘要:近年来,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持续增长,留学目的地呈现多元化趋势。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对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本研究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为例,在推拉理论视阈下探究有留学意向的本科学生的留学决策及影响其留学决策的诸因素,并对其未来留学选择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字:推拉理论,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留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