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对华掀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污名化浪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爆发，对华污名化逐渐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动机政治化、内容复杂化的特征 [1] 。2020年1月29日，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Herald Sun)刊登了一张红色口罩的图片，下面写着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同时故意将混乱(Pandamonium)误拼为“熊猫地狱”(Pandemonium)；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同月，德国畅销杂志《明镜周刊》一期的封面为手持红色苹果手机的亚裔男士，同时配有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制造”的文字 [2] 。
2020年至2021年期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传播媒体的报导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影响。国家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以及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价值观等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特征和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与此国家在世界舞台的被认可度、话语权与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E.)将国家形象定义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 [3] 。他强调国家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将国家形象视为一种信息资本，可以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声誉和影响力，突出了国家形象的价值和重要性。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构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自塑”与“他塑”，他国媒体对特定国家的总体评价作为“他塑”的渠道之一，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构筑正向且积极的国家形象是一项必要且重要的任务。海外的传播媒体在我国的国家形象建立与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选择性报道、语言表达和视角选择等方式，对外界传递关于本国的观点、价值观和形象印象，引导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当国内出现危机或负面事件时，国际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可能会加剧危机的影响范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构建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危机时期的媒体管理和危机公关非常重要。2020至2021年是中国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分析这一时间段中的澳大利亚主流纸媒《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的涉华报道是有必要的。
本文主要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根据关键字检索《澳大利亚人报》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涉华报道，对其2020至2021年与中国疫情相关的报导进行倾向性分析，研究该报在澳政府态度发生剧烈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探究澳大利亚对华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将对该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分析，对海外中国正面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对未来中国海外形象的塑造研究起到帮助与借鉴，促进文化交流和跨国间的理解，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正向积极的中国海外形象。
2. 报道样本分析
2.1. 报纸简介
《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是澳大利亚一家全国性日报，1964年创刊，隶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总部位于悉尼。该报平日版的发行量为13万份，拥有读者40多万，周末版发行量为32万份，读者达90多万人。2017年9月，该报推出中文版，也是第一家拥有中文网站的澳大利亚全国性日报，体现出对于中国的关注。
2.2. 数据汇总与分析
笔者以“中国”和“冠状病毒”为关键词，检索了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该报的新闻报道，共筛选出109篇进行数据分析。其中2020年的相关报道为80篇，2021年29篇。
一个媒体的主要报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主体性报道和指向性报道两类。主体性报道就是无所谓“好坏”的事件，也就是对事实的报道陈述，我们在此称其为中立报道；指向性报道是有着明显倾向性的报道，也是一个媒体的报道内容被定性为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的主要依据 [4] 。马兰学者认为：“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是指显现或隐藏在新闻报道中的新闻工作者本人或新闻机构本身的观点和态度。” [5] 赵浩学者认为：“新闻的倾向性是指新闻者在报道或评述新闻事实时所表现出的特定的立场和思想倾向。即在政治上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思想上赞成什么，排斥什么。” [6] 无论如何，新闻报道是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其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新闻报道出现倾向性不可避免。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形成的适合不同情境的报道方式，作为两个相对的含义，都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一个报道对于一类人来说是正面的，至少是正义的，而对于另外一类人――尤其是被批评的当权者――来说，是负面的 [4] 。
本文对报道倾向的分析采用三个衡量尺度：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正面报道是指在一篇文章中主要报道积极的事件或一个事件中积极的一面，负面报道是指主要报道消极的事件或一个事件中消极的一面；中性报道是客观陈述，全面观察 [7] 。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报道倾向的区分并不单纯以报道主题、事件作为标准，并不是反映困难、问题的就是负面报道，而是从报道的角度是否公正、客观、准确，是否在根本上有利于中国发展进行分类。例如，本文将报道“疫情令中国市场‘陷入僵局’”的文章列为正面报道，虽然其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艰难挑战，但高度肯定了华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用，这有利于展现中国在该问题上的进步。
经过数据统计后发现，负面报道占了绝对的比重。例如，在2021年《澳大利亚人报》中，一篇报道的题目为“专家：中国本可以‘更有力’地实施公共卫生措施世卫行动过慢”，从标题用词的语气感知来看，这篇报道带有负面情感色彩，后续进行内容阅读可以作出定性判断；再例如在一篇关于疫苗进展的报道中，可以明确看到澳方对中方用“掩盖”、“质疑”、“辩护”等带有明显负面倾向的词语来形容，我们将其归纳为负面报道。
除负面报道外，剩下的报道几乎对中国保持中立态度。例如，在标题为“全球抢注射疫苗累计已施打超过20亿剂”的报道中，通过对报道的阅读发现主要是数据的客观描写，诸如全球接种疫苗的人数，中国接种疫苗人数最多等，多以客观叙事的角度进行报道，让受众更加及时、全面地了解疫苗接种进展，基本可以将报道定性为中立。
此外，少许的正面报道内容集中在对中国抗疫行动成果的展示、对海外的援助、以及国内外人士对中国抗疫行动的认可。在“北京达成协议出售5.5亿剂中国疫苗”报道中，媒体赞扬中国生产疫苗速度快，肯定中国的行为，正面倾向表达直接，塑造着正面的中国形象。
由此，我们参照上述标准对2020年至2021年《澳大利亚人报》有关中国疫情的报道进行倾向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在2020年《澳大利亚人报》筛选出的80篇有关中国疫情的报道中，从涉华报道的倾向上看，负面报道有39篇，中立报道有34篇，正面报道有7篇。2021年《澳大利亚人报》有关中国疫情报道较少，筛选出的29篇相关报道中，负面报道有12篇，中立报道有13篇，正面报道有4篇。图1为《澳大利亚人报》相关报道的立场分布。
综上，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人报》以负面报道为主，占比46.8%；中立客观的报道也不在少数；但该报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数量极为有限，仅为11篇，占比10.1%，甚至不到负面报道数量的半数。
2.3. 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多数，其中态度为积极的文章主要出现在2020年上半年。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报道的态度转变至以非正面形象为主，我们提出以下观点。
2020年上半年，疫情爆发初期，《澳大利亚人报》高度评价中国应对疫情的力度和透明度，部分报道甚至直接在标题中就已表明对中国防疫措施的认可，例如“WHO专家团肯定中国防疫警告新冠肺炎恐延续数月”。他们认为，中国采取果断措施防控疫情，充分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相信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而随着全球疫情愈演愈烈，有些国家开始通过疫情起源、病毒追责等问题展开讨论，想借机转移其国内疫情矛盾。《澳大利亚人报》在2020年4月中下旬的报道中称，澳总理莫里森、外长佩恩、卫生部长亨特等集体表态要对中国疫情处置和信息发布等情况进行“国际独立调查”，不顾中方多次的反对和抗议。此时澳方立场看上去异常坚定，大有不惜牺牲澳中关系为代价，
图1. 2020~2021年《澳大利亚人报》报道中国立场统计
紧紧跟随美国“甩锅”中国的步调，澳中关系发生了急转直下式的改变。此时的《澳大利亚人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出现了“隐瞒”“监管不严”等字眼。
澳大利亚为何力挺美国？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认为与美国合作能够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澳大利亚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且深受西方英美国家意识形态影响；而中国自建国以来逐步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国对于“民主”“自由”的诠释也不尽相同，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亦有差异，这是影响澳大利亚纸媒所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 [8] 。经济上，澳大利亚重要产业主动权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在美国的支持下，澳洲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澳大利亚由此和美国有了同盟关系。这也就造成了澳大利亚表现出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步调和态度。此后，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措施，包括对华投资的审查加强、取消与中国签署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合作协议(如2021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否决维多利亚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事)等。这些措施开始引发中方的不满和反应。
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澳大利亚政府再次提出此前的“国际独立调查”，主张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这引发了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争议，中国对澳方的调查要求做出了强烈反对和批评。这场争端在2021年1月中旬有了结果。《澳大利亚人报》2021年1月15日的报道称，世卫调查团抵达武汉。紧接着1月19日，《澳大利亚人报》就发表了一篇专家评论性文章，称世卫行动过慢，对中国的调查早该进行，并且认为中国此前的行为是在“掩盖”与为自己“辩护”。
2021年来，中澳贸易摩擦加剧。2021年5月，澳政府欲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收回达尔文港，中澳之间的贸易争端以此为导火索在这段时间内再次升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多个进口商品实施了贸易限制和制裁，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行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双方贸易关系不断恶化。而中国此时对于新冠疫情方面提出的疫苗援助，被澳大利亚媒体称为谋取政治私利的“疫苗外交”，遭到澳方的百般阻挠，甚至直接插手阻挠巴新政要迎接中国疫苗。此时，《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极少再提及中国疫情，若提及则是对中国新研发疫苗的质疑与对中方疫情控制的批判，例如，“中国‘疫苗外交’推动为中国企业换取准入机会”的新闻报道中，就讽刺了中国将疫苗作为筹码谋取政治利益，也就是多数负面报道所呈现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人报》稿件来源。稿源是指新闻稿件的撰稿人或提供机构。在阅读报刊过程中，我们时刻关注着每篇报道的撰写人。在2020年上半年，撰写积极报道的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编辑部，也有来自中国的记者；但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2021年整年，积极报道的来源全是中国记者，其中新华社的占最多。因此，在稿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2020年后半年以来，就极少出现正面报道了。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是美国提供资金办起来的，澳大利亚国内媒体背后也有美国的资金支持，在言论上自然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传声筒。《澳大利亚人报》正在通过对传播内容和方式的操控，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构建着我国的负面国家形象。
3. 该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总体来看，2020至2021年间，《澳大利亚人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是非正面的，且负面报道几乎占据全部报道的一半。
学者刘小燕指出，一国媒体在塑造他国形象的过程中，基本动因是维护本国、本民族以及媒体自身的利益，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存在利益需求 [8] 。就国家形象塑造的政治意义而言，任何一种国际行为都体现出一种“权利关系”，即按照本国国家利益构建他国国家形象，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与策略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构建社会主义大国、东方大国、全球性大国形象。” [9] 而中国却在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被歪曲成“专制无人权”、“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国家形象――不愿配合调查疫情源头、行动迟缓导致疫情蔓延、带有目的的疫苗外交、假疫苗泛滥……，与理想中的大国形象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人报》毋庸置疑代表澳大利亚，以本国利益优先，特别是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利益出现冲突时通过恶化中国形象以维护本国利益 [9] 。而此类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客、媒体在新冠病毒等方面对中国的攻击抹黑与“污名化”，会严重危害到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可能还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阻碍其国际交往和合作。
因此，中国理想中的国家形象要得以全面建立，仍然面对众多挑战。现代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仍然持怀疑态度，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10] 。要想在海外各国塑造基于国家性质和道路选择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基于对外交往和国际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基于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的文明大国形象，中国任重而道远。
4. 海外中国正面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建议
通过对《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环境中与国内媒体塑造的国家形象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面对国际媒体报道中对中国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笔者就如何更好地在海外构建与传播中国正面形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继续提高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实力是国家形象的根本，是国家形象塑造和宣传的基础，因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必要前提 [11] 。综合国力的提升会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增强中国的可信度和声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让其更有能力发挥积极的全球领导角色。
二是建立积极的媒体关系。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和传播信息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国外的纸媒建立积极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可以采取措施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使纸媒更愿意报道中国的积极面，如定期开展记者和编辑见面会，分享重要信息和故事，提供专家意见和采访机会等，或邀请国外纸媒的记者和编辑来中国进行参访和采访，安排他们与相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进行会面，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现状、政策和发展动态。
三是加强危机管理和回应能力。中国需要及时、准确地回应国外纸媒对中国的质疑、争议或危机事件，避免加剧危机的影响范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构建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可以建立专业的危机管理团队，制定应对策略和消息传播计划，保持透明度，积极回应外界关切，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和解释。
四是提供语言和文化支持。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差异，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和误解，为国外纸媒提供语言翻译和文化支持，如提供英文新闻稿件、配备翻译人员、提供文化解读等，来确保翻译与沟通的顺畅和准确。
5. 结语
本文运用数据分析法，通过分析《澳大利亚人报》新冠疫情期间的涉华报道，发现澳大利亚表现出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步调和态度。整体上来看，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仍不够全面、深入和友好。截至目前以“澳大利亚主流纸媒中国国家形象”为关键词在数据平台搜索，该课题国内学者鲜有涉及，体现了该研究方向的新颖之处。笔者结合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综合讨论外国主流纸媒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演变与其原因，提出几条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建议，希望为后疫情时代传播正确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借鉴参考。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作为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综合国力的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有与以往相比不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中国不仅需要凭借良好的国家形象更迅速地融人国际社会，而且要为国际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创新与改良，为世界秩序的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与塑造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世纪，我们相信，中国的国家形象会越来越好，中华民族也必将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新的巨大的贡献 [10] 。
新冠疫情时期《澳大利亚人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阅读澳大利亚主流报纸《澳大利亚人报》2020~2021年间的涉华报道，探究其对华态度、造成态度转变的因素以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笔者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该报涉华报道主要以负面报道为主。其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与中国不同的国家利益，导致部分报道的呈现与中国理想化的大国形象背道而驰。最后，本文对我国的海外形象构建提出建议，希望能对未来中国海外形象的塑造研究起到帮助与借鉴，为形成一个更加正面的中国海外形象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疫情，新闻报道，国家形象，《澳大利亚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