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Taomin’s “Hua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y of the river Taomin area,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many scholars, analyzes in depth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folk art of “HuaEr” and the cultural mechanism of multi-ethnic people’s co-creation and sharing of HuaEr, and discusses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s a shared cultural symbol to the work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inally, the path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symbolic, cohesive and educational roles of He Taomin’s “HuaEr”,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rrespond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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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M. (2022) He Taomin’s “Hua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9, 1-9. doi: 10.4236/oalib.1109127.

1. 多民族地区孕育的文化结晶――河洮岷“花儿”

河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大致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市岷县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卓尼县一带,因古代曾设立河州、洮州、岷州而合称为“河洮岷”,河洮岷三州山水相连、地望相邻,同属黄河及其支流洮河流域。“花儿”是一种在中国西北部甘、青、宁三省(区)被各族人民广为流传的民歌,由于歌词中将青春年华的女子比作“花儿”而得名。“花儿”在西北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奔流不息,作为西北各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粮,被称为“西北民族之魂”,此外,“花儿”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多民族共生的河洮岷地区

河洮岷地区南近巴蜀,西临青藏,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境内自古就有羌族、藏族与原始先民在此生活,这些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练出具鲜明特点的文化。

秦汉时期,统治者将郡县制引入河洮岷地区,为更为有效地管理羌、氐等民族部落,建立了“道”、“属国”,之后采取屯垦、移民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至此河洮岷地区逐渐走向繁荣。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驱逐了旧居于此的西羌,建立了西秦,之后又为吐谷浑、突厥所占领。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吐蕃攻陷岷州,此后占据了河岷洮地区300多年,据史学家考察,吐蕃为当地安多藏族的祖先。北宋中期“熙河开边”期间,河岷洮地区复归中央王朝统属。后来,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兴起,其势力触及河湟地区,对洮岷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公元1252年,忽必烈奉命率领军队南下征服云南,从西北出发经过洮州时曾留下一部分军队驻扎戍守于洮州,接受元朝的命令定居在洮州从事“屯、垦、牧、养”等活动,这支军队中的“探马赤军”和“西域亲军”包括西域各民族,比如一部分回回穆斯林,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此地回族、保安族等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最早来源之一。明朝洪武十一年,征西将军沐英统兵西征进攻至洮州,征服了洮州十八族蕃酋,明太祖朱元璋为保障军需粮秣的供应与西北边境的稳定,下诏:“部队固守洮州,就地驻扎,屯田戍兵”,上万名江淮将士在洮州安家,部分将士家属也随之移民至此。据史料记载,这些江南移民中以汉族将士居多,也有部分回族人口。清代以后,当地驻军多数转化为民,成为河洮岷地区汉族的主要部分,他们将自己故乡的江淮民俗带到了河洮岷,在当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一个民俗文化圈。

综上所述,河洮岷地区古时曾生活着众多民族,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祖先的一份子,为河洮岷地区多元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河洮岷地区的民族结构也在发展演变,大致涵括汉族、藏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土族等数十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数量占主体地位,是我国西部比较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1.2. “花儿”的渊源

“花儿”作为中国民间歌曲的一种,在西北各民族之间广为流传,具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的特殊价值。其内容包罗万象,主要分为“情歌”和“生活歌”。“情歌”是花儿的主体,也是“花儿”中题材最为丰富的民歌,内容以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而“生活歌”则是人们用花儿的形式反映除了爱情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像一本史书,记载着各个时代的民间生活。学者们普遍认为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是“花儿”的发源地,但关于“花儿”的起源时间,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部分学者认为“花儿”形成于唐朝及以后。例如赵存禄先生在《“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一文中写道,“花儿”歌词中有“留下‘少年’的孙悟空”,孙悟空“西游”的典故来源于唐朝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事件,因此他认为“花儿”或许起源于唐朝。王浩、黄荣恩在《“花儿”源流初探》中提出,花儿的形成年代可能在唐代以后。理由有三:第一,传唱“花儿”的各民族(回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等)大多数是元代进入西北地区形成的民族。第二,在考察涉及西北历史的传统花儿中,未见提及唐朝之前的西北地名。因此,花儿不应该形成于唐朝之前。第三,传统花儿几乎均为七言以上,而七言体正是自唐代才大量流行。依此旁证,花儿应在唐代以后才开始形成。

还有很多学者从艺术角度研究,通过研究元曲与“花儿”的令、曲、调,找到二者的共性,从而认为“花儿”可能形成于元代。比如慕少堂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甘青宁史略》中曾言“民间花儿……岂古之伊凉调乎” [1],猜测花儿可能来源于元代流行的凉州曲调,这一猜测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

以上学者们关于“花儿”起源时间的结论缺乏详实的史料依据作为支撑,不足以被学界广泛接受。到了较晚的明清时期,才出现了一些记载“花儿”和“花儿会”的资料,研究“花儿”的史料渐为丰富。据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一年的《岷州志・风俗・岁时》记载,农历四月十五岷州讲堂寺法会之后,人们前往洮州地区朝山参会。“其余汉番男妇,及邻洮州诸番,朝山进香者摩肩接踵,各携清油、酥油,赴寺点油礼佛,谓之燃海灯。甚至羌儿番女并坐殿前,吹竹箫、歌番曲,此唱彼和,观者纷然。” [2] 其中的“番曲”很有可能就是“花儿”。另外,从乾隆年间甘肃狄道(今临洮)人吴镇在诗作《我忆临洮好》其九中写道“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也能推测出花儿至少在乾隆年间已经广为流传。

近代以来,研究“花儿”的学者开始出现,他们搜集并记录了大量的“花儿”词曲,大多是经过人们口口相传保留至今。宁文焕在《洮州花儿散论》“散花儿”部分记录了18首传统花儿,其中第一首“红膝裤儿绿带子,你是阿个朝代的??着你是人爱呢!” [3],其中的“红膝裤儿绿带子”指明、清两朝时洮州妇女的服饰文化,来源于明朝江淮移民带来的“江南遗风”。顾颉刚先生在他的《浪口村随笔・明初西北移民》中写道:“洮州人有歌曰:‘你从那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洮州平均海拔三千多米,是高寒干旱地区,而茉莉花属于在温暖湿润气候生长的花科植物,不适宜在较为寒冷干旱的地区生长,因此“其地无茉莉,知此歌必为初移之民所遗留。” [4] 明朝的江淮移民迁入带来的江淮民歌丰富了洮州地区“花儿”的内容,对当地“花儿”的发展影响重大。

此外,还有关于“十三省”的相关记述。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收录的一首“花儿”:松树林里虎丢盹,撞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 [5]。宁文焕在《洮州花儿散论》“散花儿”部分第三首“你是赵家娘子,十三省的人样子,飞禽过来掠样子(画下模样)。 [3] ”这两首流传至今的“花儿”唱词中都提到了“十三省”,“十三省”是明代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在洪武年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直属京师的南北两直隶外,将全国共分为十三省。

笔者认为,由于无法考究的复杂的历史原因,暂时无法断定“花儿”的确切起源时间,但从当地各族人民流传的“花儿”中承载的对明清时期的历史记忆来看,“花儿”至少在明清时期已经在河洮岷地区广为流传。

1.3. 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河洮岷“花儿”

关于花儿起源于何时的热烈争论虽然没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结论,至今也无法说明“花儿”何时起源于何地,但在众多学者的讨论中,大概能得出“花儿”是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共创共享、口耳相传的民歌,是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1) 使用语言方面

河洮岷地区的“花儿”主要用汉字记录、用河洮岷方言传唱,夹杂了大量的藏语等民族语言,当地民众将其称为“风搅雪花儿”。《花儿集》中写道:“所谓花儿者,实际上等于汉语的藏歌,是接近蒙藏的部落所开创,仿藏音书,制汉语山歌”,此外“藏民男女热情,酒酣耳热,载歌载舞,保持古代部落原始情调,而临近汉回习之,虽社会与风俗习惯之不同,‘对少年’‘漫花儿’之风,则近似之”。肯定了‘今花儿’是‘古花儿’的基础上在甘南多民族地区和以藏族民歌为主的少数民族相融合而形成的。此外,张亚雄的《花儿集》中收录的部分花儿,歌词中体现了这点,比如这首唱清朝的花儿:

八国围了北京城,光绪帝跑了个西安。天大的祸害是不丢你,阿乌啦死是心甘 [5]。

作者注“阿乌啦”是藏语“阿哥”之意。

在另一首“马五哥曲”(发生于光绪七年的故事)的“热恋”部分有一首:

旁人的女婿十七八,我家的女婿叫呼达。我的小金莲,叫呼达。

其中的“呼达”在回教用语中可解释为“真主”的意思,也可解释为“天哪”。此处“回教用语”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这些人包括当地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花儿的歌词使用了藏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花儿中还有很多语序倒装的歌词,据张亚雄先生考证:“河州多回民,河州东乡回民讲回回话,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土耳其语,所谓‘东乡回回’的‘土话’,乃突厥语,但每一个回民都会汉话,他们以‘土话’的文法说汉话,造成了河州话倒装句的语系,打破中国语原有的固定顺序。”而谢润甫先生认为“凡是藏汉邻近的地方,都有这种现象。这原是藏民学汉话的句法,有些回汉商贩,常和藏民接触,就跟上他们说藏化汉语,说惯了,居然在家乡也那样说起来了” [5]。可见由于藏语、“回回话”的影响,使得花儿使用语言的语序也随之变化。综上可以看出,“花儿”的演唱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以汉语为主,但受当地多民族语言的影响,在演唱时又夹杂当地少数民族一些语言。

2) 歌词内容方面

花儿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记载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碰撞交融的。

在《花儿集》中有花儿道:

清茶碗里的盐大了,

不喝去是安下了,喝去是名声越大了。

这首是洮岷的花儿,其中提到了当地吃茶加盐的特殊饮茶习惯,而喝茶时加咸盐,是蒙藏的习俗。河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先天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当地无法种植茶树生产茶叶,但当地人喜喝茶,有着悠久的饮茶历史,其茶叶供应主要来源于东部的“汉地”,通过茶马贸易进入河洮岷地区,在藏族同胞生活习惯的影响下,饮茶文化也发生了“入乡随俗”的改变,“汉茶”与“番地习俗”交融形成了吃茶加盐的新的饮食习惯。

在“马五哥曲”中第二部“热爱”里有一首花儿写道:

三层的油香九层的饼,吃哩不吃妹妹的心。我的小金莲,姑妹的心。

“油香”是回教(指伊斯兰教)的食品,一种用油炸的面饼,每逢祭拜或者遇到白事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同胞会将大批的油香分给人们。在河洮岷地区,回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虽然不属于同一民族,但因为这些民族的成员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习惯与风俗,以上花儿中提到的“油香”习俗是宗教在民族饮食习俗形成中的作用和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创造出美食,在特殊情况下赠予其他同胞,给其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河洮岷“花儿”的歌词中记载了各族人民在生活中友好和睦的民族关系。

3) 传唱人群方面

河洮岷地区“花儿”传唱民族众多,不仅被汉族人民广为流传,其他少数民族如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均对其热爱至深,形成一代又一代人继承的优良传统。“花儿会”是“花儿”传唱的重要载体,它起源于民间的庙会活动,是群众约定俗成且自发组织的依托庙会等宗教活动和场所进行“花儿”演唱活动的形式。河洮岷地区很早就有举办“花儿会”民俗活动的传统,在相关研究著作里可以看到,比如笔者在前面引用的《岷州志・风俗・岁时》所记载,从“汉番”、“诸番”“羌儿番女”等词,可以推断参加“花儿会”的群众包括当地的各个民族。

河洮岷“花儿”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由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族人民共创共享,在长期的民族交流中形成了“汉语、回调、藏风”三位一体的特色,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被各民族传承与发展,融入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各民族的共享映像,也是各民族紧密联系的精神密码。基于花儿中所凝聚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性,使得各民族之间有了精神纽带从而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2. 河洮岷“花儿”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河洮岷地区建立在多民族悠久历史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它既是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基奠,又有各民族独特文化的涵养,还有多元异质文化的交汇,整体上呈现出非常丰富的文化储备。这些文化储备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独特优势。 河洮岷“花儿”作为该地区的文化储备之一,在各民族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2.1. 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拓了艺术空间和载体

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群体长期劳动创造及智慧的结晶,其优良部分不仅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6], p. 404)。河洮岷地区各少数民族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地理环境、宗教习惯等影响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传承中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形式和文化作品,其中很多在呈现各民族的鲜明特色同时,又有各民族融合发展、多元一体的特点。可以说,深入挖掘和利用河洮岷地区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探究其中蕴含着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特质,以及呈现在其中的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特点和趋势,是开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艺术空间和载体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2.2. 为构筑河洮岷地区各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提供了养分与资源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意识培育而言,也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文化和精神的作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建设方向,针对河洮岷地区多元文化特性,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交流交融和创新利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理念,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价值也蕴含在其中,凝结着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讲文化认同,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7], p. 259)。当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为引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集中处理好以下核心价值观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要从各民族文化中找寻资源,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养分。

推动河洮岷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交流交融和创新利用。当前我国民族文化受到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在这一形势下,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各民族必须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基本原则,在文化共识和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为各民族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同时,也要遵循客观市场导向和规律,在各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努力将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便于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在河洮岷地区可以利用“花儿”这一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结合独特的生态环境,打造民族地区文化名片,形成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河洮岷地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3. 发挥河洮岷“花儿”的共享文化符号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8]。这为我们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作用。我们应当进一步突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符号和民族精神,通过文化的联系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1. 发挥河洮岷“花儿”的象征作用,打造河洮岷地区文化名片

文化符号是文化深层次的凝练标记,河洮岷地区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花儿”文化,承载着河洮岷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记忆,镌刻着各民族的中华文化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各族人民的血脉,它作为多元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代表河洮岷地区形象、展现各族人民精神、彰显中国气质的重要载体。河洮岷地区不仅是“花儿”的发源地,也是“花儿”流传最广的地区,各族人民对“花儿”这种艺术热爱至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地可以开展独具特色的“花儿”文化艺术节,将其打造为地区文化名片,推进当地民俗旅游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3.2. 发挥河洮岷“花儿”的凝聚作用,增强各族人民的 “中华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

共享文化符号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当地应该借助河洮岷“花儿”的文化优势,打造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社区文化氛围。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最终目的要通过社区民众的认同感增加其集体认同感。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在选择文化素材时需要选择贴近人民群众的作品,河洮岷“花儿”作为来自本地的地域性音乐,为各民族共创共享,其自身所承载了民间元素,以音乐形式表现民间生活,能够在社区文化活动开展起到引领作用。社区文化活动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无形的培育手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群众的生活中去,提升各民族群众对社区文化的认可度和凝聚力,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增强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还可以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国家和民族阳光、和谐、开放的良好形象,提升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3.3. 发挥河洮岷“花儿”的教育作用, 促进河洮岷地区各民族团结进步

河洮岷地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西北部,也是汉藏交界地带,在此地生活着汉族、藏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土族等数十个民族,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我们应当注重发掘河洮岷“花儿”中各民族共创共享的要素,增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鼓励各族人民参与“花儿”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新时代内容,使河洮岷地区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交流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同时在交往交流中增进民族感情,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终达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或其群体的生活方式,共同体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联系的系统,所有共同体的整合都是它们的全部成员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形成集体共识和共同命运感。没有共同体,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没有文化,共同体也不可能存在 [9]。我国各族人民正是有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衷情,才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与铸牢,我国河洮岷“花儿”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盛开在中国西北的土地上,各族人民以河洮岷“花儿”为精神纽带,有了共同的文化形式和相同的意识形态。因此,新时代在河洮岷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花儿”这一共享文化符号的象征作用、凝聚作用、教育作用,促进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繁荣发展。

基金项目

该研究受2022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各民族文化认同影响要素研究――以临潭县为例》(YB2022303)支持。

民族文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以河洮岷“花儿”为例

摘要:本文结合河洮岷地区地域文化特征与历史沿革,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花儿”这一民间艺术的历史渊源与多民族对花儿共创共享的文化机制,论述其作为共享文化符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意义。最后,从河洮岷“花儿”的象征作用、凝聚作用、教育作用等方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策略,以期为相应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河洮岷地区,“花儿”,民族文化,共享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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