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in Germany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VID-19 Pandemic: An Empirical Report from a 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bstract

The global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exerted impacts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Based on Zheng et al.’s developmental framewor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students from Class 2017 and Class 2018 from a 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ho continued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ies in Germany. It explored the status quo of this student cohor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post-COVID-19 context and the new changes as compared to that before. Also, it analyze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such gaps and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at they encountered in the post-COVID-19 period. Furthermore, it discussed the coping strategies and provided constructive thought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future Chinese students who intend to study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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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N. and Chen, Y.J. (2022)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in Germany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VID-19 Pandemic: An Empirical Report from a 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9, 1-8. doi: 10.4236/oalib.1109214.

1. 研究背景

在当今高等教育全球化语境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趋向于赴外留学,来华学习的外国学生亦日益增加。基于此,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已为我国各高校所重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要求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并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及文明交流互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要素,《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亦指出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升其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故通过国际理解教育和跨文化交流以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培养兼具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中尤为重要。

当前学界对跨文化能力的界定基于三个范畴,即跨文化能力要素类、跨文化能力结构类和跨文化能力发展类。陈雪飞认为,跨文化能力首先是“适当而有效的与异文化的个体或群体进行交流的能力”(2010: 284) [1],潘亚玲视跨文化能力为“能自如地游刃于母文化和异文化之间,并能与异文化成员进行得体的、有效的、令人满意的交际与合作的能力”(2013: 49) [2]。潘亚玲等的研究表明,长时间浸润在异文化环境中有助于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而海外留学作为接触异文化的直接途径,对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作用不容忽视(2021) [3]。由郑芷鑫等(2023) [4] 建构的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三维立体发展模型以“认知―行为―情感”为整体框架,涵盖文化知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情感和学术素养六大要素,其三维立体模型从整体上展现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动态过程,由低到高、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实现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的习得和发展,二维平面模型则进一步直观阐释其中所涵盖的文化知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情感和学术素养六大核心要素。六大要素从基础到高阶分类,要素逐层递进,相辅相成,每个要素由浅层到深层认知发展,循序渐进的实现跨文化能力习得和发展。

自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即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爆发让各国面临来自经济贸易、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严峻考验;同时,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也对高校学生,尤其是对海外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跨文化能力提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聚焦在后新冠疫情语境下赴德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现状,探究在异文化语境下新冠疫情会对其跨文化能力的提升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在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中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2. 研究方法

德国高等教育因其优质的教学质量和科创能力吸引着大量中国留学生赴德留学。据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DAAD)和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 und Wissenschaftsforchung, DZHW 2020)的统计,2019年共有约3.99万名中国留学生在德学习,约占在德留学生总数的13.2%。本研究所选取的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与近20所德语国家的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并面向全校开展各类教学合作和学术交流。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上述高校某二级学院2017和2018级赴德国留学的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在后新冠疫情语境下上述学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的现状及其与非疫情时期该群体跨文化能力现状的差异,进而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后疫情时期其所面临的跨文化能力提升问题。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以问卷调研为数据收集的方法和工具。基于由郑芷鑫等(2023) [4] 建构的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三维立体发展模型,以“认知―行为―情感”为整体框架,以文化知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情感和学术素养六大要素,探究在后新冠疫情语境下赴德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现状和整体水平。由于研究对象当前的跨文化能力可能会受其背景特征、院校学术氛围、校内自主学习以及入学时已经形成的跨文化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背景特征包括研究对象的家庭经济阶层、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本人性别和所学专业学科,院校学术氛围包括学生的学术素养和语言能力;校内自主学习包括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情感;入学时形成的跨文化能力包含学生的交际能力以及跨文化意识。此外,学生的交际能力以及跨文化意识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出国游学等活动而发生改变。

基于这些变量,本文就文化知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情感和学术素养这六个维度进行问卷设计。问卷设计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客观性和人性化四大原则。问卷开篇即阐明问卷调研的用途,并表明问卷调研结果仅为研究所用;其次,问卷用语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以使被调查者能够准确理解各题项的含义,以提高调研的有效性;完成问卷的平均时间控制在15~20分钟内,并避免同质性问题的出现;问卷中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的题量均控制在适当比例内,以了解被调查者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以及主观感受;问卷用词避免了无法准确界定的形容词,如“有时”、“常常”等;此外,问卷题项态度中立,题干及选项均不含带有问卷设计者主观性或引导性的措辞或行文,以确保其科学性。本次问卷调研的对象为上海某双一流高校的赴德留学两个本科年级的学生(2017和2018级)。通过问卷星在线发放、匿名填写及回收,共收到有效问卷142份,其中女性参与者为46人,男性参与者为96人。此外,该研究随机抽取了5位在德留学的学生(2女3男),针对其在德的学习心得、与当地人的交流方式及出游习惯等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3. 结果与讨论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通过基于对上海某双一流高校的赴德留学的2017和2018级学生在文化知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情感和学术素养共六个维度方面的调研分析,并得出赴德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跨文化能力的综合状况以及留学时长等因素对对其跨文化能力的影响。本次问卷调研共收到有效问卷142份,其中女性参与者46人,男性参与者96人;这其中大三学生为70人,大四学生为28人,已本科毕业的学生为44人;留学时长在一年以内的为70人,留学市场已达一至两年的为30人,已达两年及以上的为42人。

3.2. 赴德留学的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的综合状况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后疫情时期上述学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语言能力和学术素养维度的平均值分别为3.71和3.82,处于相对良好的水平;文化知识的平均值最高,为3.94;而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相较而言较为薄弱,并列排在最后一位,为3.42。总体而言,其文化知识能力最强,其次为其学术素养能力,再次为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情感,最弱的则为其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通过对六个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得出F = 4.4,p < 0.001,即六个维度之间呈正相关,且六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与我们所依据的郑芷鑫等的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模型框架相吻合。

此外,如表1中的数据所示,后新冠疫情背景下,受访的在德本科学生群体的文化知识能力和学术素养能力相对较强,而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较为薄弱,这与整个疫情下的全球大语境息息相关。疫情期间,在德的国际学生(或留学生,下同)转为线上授课而非传统的课堂面授,加之国际学生普遍较为集中地居住在租住的公寓或宿舍内,这就使其与当地的德国本土学生、教授及居民的交流频次降低,故体现在本次调研中即为在德本科学生的交际能力有所匮乏,且由于当前德国国内的抗疫政策,如要求国际学生居家进行网络学习,以及禁止外籍人士入境德国等,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德国际学生与当地居民的日常接触有所缺失,使其跨文化意识能力亦有所减弱。相反,由于线上授课对学生的专注度和细心起到极大的助力作用,因而受访的在德学生群体的文化知识能力与学术素养能力相较于其他能力就更为显著。而对于其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情感能力,鉴于缺乏与当地居民、德国本土学生及就读高校的教职人员面对面的日常交流,因此其相较于其他能力维度则处于居中的位置。

3.3. 影响因子产生的影响

1) 性别

如图1所示,从性别角度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文化知识能力方面的水平

Table 1. The comprehensive situ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ing in Germany

Figure 1. The gender of surveyed student group and it’s impact on six dimensions

图1. 受访学生群体的性别及其在六个维度上的影响

相差不大,但在其余五个维度上,受访的女性学生的平均得分均低于男性学生。其中,在跨文化意识能力维度上,女性学生的平均得分与男性学生的平均得分相差最大,达到0.54,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学生在国外的独立生活以及交际积极性方面相较于女性学生更为突出,即男性学生表现为更敢于踏出舒适圈,与当地居民、就读学校的德国本土学生及教职人员进行主动的沟通和交流,并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更乐于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在问卷调研结束后进行的后续的半结构式访谈中,本研究发现,相较于男性学生,女性学生更为乐于或习惯于抱团出行,除开人身安全的考量因素外,其在德国的学习生活的适应过程中更倾向于与本国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成员进行沟通交流、制定计划等,这也导致了女性学生很少会与当地居民、朋友及德国本土学生或教职员工有过多的交往或交流,以及仅在其小团体中的领导者才会担当起与当地居民、学生或教职人员建立必要沟通的责任,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学生在跨文化意识、交际能力和语言能力维度上的相对薄弱。与此相反,受访群体中的男性学生则更习惯于独自出行或者两人结伴出行,且男性学生对于国内的一些分享软件(如小红书、微博等)的使用频率较低,因此当其在出行过程中遭遇困难或障碍时,会更倾向于向当地居民或朋友进行求助,这也促进了男性学生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在与德国当地友人不断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中,其跨文化意识也会得到有益的锻炼和提升。

而在文化知识这一维度下,本研究发现,男性学生对于文化知识的理解能力相对较强,而女性学生则更乐于反复研究缺失的文化知识点,故二者在文化知识维度上的得分相差不大。在后续的半结构式访谈中,本研究注意到受访的女性学生群体对于德国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博物场馆有着较男性学生更大的兴致,因此其更会倾向于从德国艺术、历史等角度去获取文化知识;而受访的男性学生群体则表现为,男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与德国当地的居民或朋友的交流互动来获取文化知识或文化观点。

2) 留学时长

如图2所示,从留学时长的角度而言,在文化知识维度上,留学时长为1~2年的受访学生的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0~半年的受访学生。值得注意的是,留学时长为2~3年的受访学生的平均得分最低,且3年及以上和半年~1年的受访学生的平均得分也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上述学生群体在刚到德国时的课程难易程度较低,其更有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文化知识的获取和习得上;而之后随着学业量及其难度的上升,导致其对于文化知识的获取量相对降低。之后在1~2年的学生随着身在德国的时间的增加,其在文化知识维度的能力又有所回升,但在之后由于课业压力的增加,其文化知识又表现为较为低迷的状态,且该状态在留学2~3年的学生群体中尤为突出。

在学术素养维度上,本研究发现,0~半年的学生群体由于学业和课业的压力相对较低,故其学术素养能力表现得较强,但之后在1~2年因逐渐适应了德国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故其学术素养有所回升,但由于学习量及其难度的增加,其学术素养有所大幅下降,最后随着留学时长的增加,其学术素养能力又表现为有所回升,最终稳定在3.6的平均分的水平。

在交际能力、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情感这三个维度上,各个留学时长的平均分也都表现为0~半年的学生的平均得分为最高,留学时长在1~2年的学生的平均得分次之,最后在3年及其以后趋于稳定。这可能是因为0~半年的学生群体由于刚刚踏出国门,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热情和文化交流及传播的积极性相对而言较高,同时其接纳新的社会文化的热情也较高;而对于留学时长在1~2年的学生而言,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也会相对积极地依照其自身需求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或传播本族文化及接受所在国的新的文化;对于留学时长在3年及其以上的学生而言,由于其所在的社交圈层已经形成并相对固定,因此其所表现出的跨文化交际和其跨文化能力呈现出趋于稳定的趋势。

Figure 2. The duration of studying abroad of surveyed student group and it’s impact on six dimensions

图2. 受访学生群体的留学时长及其在六个维度上的影响。

4.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及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在后新冠疫情的全球语境下赴德中国本科学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的现状及其与非疫情时期该群体跨文化能力现状的差异,指出了基于其所在国的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对其跨文化意识以及交际能力所造成的影响,并着重探讨了其性别、和留学时长对其在后疫情时期的跨文化能力所带来的在跨文化能力的六个维度上的诸多影响。与以往的相似研究相比,本研究将研究重点放于在后新冠疫情的全球语境下与非疫情时期该群体跨文化能力现状的差异,而非仅仅对影响跨文化能力因素的研究。此外,本研究依照由郑芷鑫等(2023) [4] 建构的更适合我国学情的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三维立体发展模型开展问卷调研,旨在助力高校教师及管理者在后新冠疫情背景下对相关跨文化课程的设置和优化,从而更好地开展针对出国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素养培养。研究的不足在于,首先,由于问卷本身设置调研维度和影响因子较多,导致问卷的题量相对而言较大,导致部分受访者提交的问卷答题不完整,被视为无效问卷;其次,由于本研究的调研面相对固定且样本量有限,故最终的样本容量并不太理想。

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仍进一步完善和深入。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仅就性别和留学时长两个影响因子进行问卷调研,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就其它因子进行问卷调研及分析,或者选取更大样本量的学生群体进行更为深入半结构式或结构式访谈,以期更深刻、全面、透彻地考察在后新冠疫情时期赴德留学的中国学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在研究方向上,不仅可以聚焦中国赴德留学的本科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研,也可以将已经在德的学生群体和即将赴德的学生群体的跨文化能力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探究海外留学对跨文化能力培养及其提升的影响。

基金信息

华东理工大学2021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全球化语境下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素养研究”(项目编号:202210251127)的阶段性成果。

后新冠疫情语境下赴德留学中国本科学生跨文化能力研究

――以上海某双一流高校为例

摘要: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疫情对赴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造成了一定影响。基于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三维立体发展模型,本研究在上海某双一流高校2017和2018级赴德国留学的本科学生中开展问卷调研,探究在后新冠疫情语境下上述学生群体跨文化能力的现状及其与非疫情时期该群体跨文化能力现状的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后疫情时期其所面临的跨文化能力提升问题,并论述应对策略,为拟赴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建设性思路及实现路径。

关键词:跨文化能力,后新冠疫情,中国本科学生,跨文化交际,文化冲击,应对策略,实现路径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1] 陈雪飞. 跨文化交流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2] 潘亚玲. 我国德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目标与路径——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与建议[J]. 德语人文研究, 2013(1): 48-54.
[3] 潘亚玲, 杨阳. 海外经历对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影响——以留德中国学生为例[J]. 外语学刊, 2021(1): 79-84.
[4] 郑芷鑫, 饶小飞. 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框架建构研究[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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