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Jinshi in Zhejing Province of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e scale of Jinshi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reaches its peak in Song dynasty, which makes it an essential part to study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Zhejiang province in Song dynasty ranks the highest in the number of Jinshi. The research paper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by document analysis concerning the features of Jinshi in Zhejiang province of Song Dynasty. The comparatively loose policie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Song dynasty is the golden chance and best external factor for the leaping development of Zhejiang’s achievemen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good economic situation, prosperous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some prestigious families’ contribu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s for Zhejiang’s achievemen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historical timeline for Jinshi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continuous with its numbers going up whil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or Jinshi is unbalanced and converged. Many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elong to the same family and all of them did their du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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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X.H. (2022) Research on Jinshi in Zhejing Province of Song Dynasty.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9, 1-10. doi: 10.4236/oalib.1108646.

1. 引言

“积贫积弱”的宋朝是中国历史重要转型时期,其政治基础相对稳固、经济繁荣活跃、文化丰富多彩,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耀眼明珠。科举制,我国古代社会具有开创性,合理性和文明性的选官制度在宋朝逐渐完备成熟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宋朝的科举制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强调公平竞争,让文官政治成为历史主旋律,门阀政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宋代科举研究,可以开垦的领域相当广阔,而所能获取的成果又将极为丰硕。” [1] 宋代学校设施完备,文化教育事业繁荣,朝廷以文官治国,登科者众多。南宋定都临安,浙江成为南宋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浙江士子在科举上的辉煌成绩极大推进了浙江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发展,促进了区域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及第者,称为进士,意味着政府可以进授爵位给这些人,是整个考试体制中功名的最高等级。学界对宋代浙江地区的科举情况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倪士毅、徐吉军列表整理了南宋时期浙江杰出的政治家和各类知名学者并从教育传承和学术研究影响力等方面分析了南宋浙江人才辈出的缘由 [2]。徐吉军则考证浙江进士数量宋代为全国第一,并且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来分析了浙江人才兴盛并长盛不衰的原因,认为进士数量是判断一地文化教育和人才是否兴盛的重要标准之一且在宋代浙江的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达到了历史的高点 [3]。周腊生则对两宋全部状元的地理分布情况以省为单位做了统计,比较得出浙江是两宋状元最多的省 [4]。陈永霖考证了宋朝时期温州地区的科举情况并总结了宋代温州科举的特点和科举发达的社会原因 [5]。滕复论述了宋代浙江的浙东学派和书院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关系 [6]。程民生对宋代浙江籍学者的地域分布进行了统计并指出浙江在宋朝时期是人才的最重要的产出地 [7]。顾宏义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全国以及浙江地区的进士出身人数,并作了对比分析 [8]。张彬列表统计了宋代州县学的建制情况并系统梳理了浙江科举的发展历史和对浙江进士按州进行地域分布统计 [9]。日本学者冈元司观点独特,他统计了宋朝所取进士和进士考官的数量,并详细列出浙江出身的进士考官名单,认为浙江在宋朝科举的优秀成绩和大量的浙江籍进士考官有很大的关系,是浙江人在宋朝科场保持科场优势的重要原因 [10]。由此可见学界对浙江在宋代的科举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举考试与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和当地地理环境的关系;科举取士的地域分布或者时空分布的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科举取士的家族聚集现象和家族发展与科举的关系。宋朝重文抑武,统治者把教育看作是选拔人才,培养合格官吏,强化王朝统治的基本国策。浙江的科举和文教事业在宋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其科举的兴盛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时期。文献研究统计发现,浙江在宋代科举的人数纵向上比后朝元、明、清三朝的总和还要多;横向上远超同时代宋朝治下的其他地区,居全国首位。有宋一朝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如:文学、艺术、科技、学术、政治、教育等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人物很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或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的浙江籍人士。本文探究宋代浙江各个地区进士的时空分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是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2. 宋代浙江进士概况

宋代“崇文重儒”,大幅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激发了士人的科举热情。天下读书士人以参加科举为首要目标,以求功名富贵,报效国家和社会。科举考试在宋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地位重要,是当时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浙江在宋朝的进士数量是全国之冠,本文以北宋和南宋两个大节点分别分析两个时期的浙江的进士数量和进士群体的地理分布特点。

2.1. 宋代浙江进士数量

北宋浙江共有11州66县,现依据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所列进士名录并结合浙江大学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得出北宋浙江共有可考的进士约1657人,占同期全国进士总人数(19,071)的8.69%。为了更全面的反映北宋各朝浙江进士录取情况,请参照图1。

数据集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的《宋登科记考》。

图1. 北宋各朝浙江进士在全国所占比重

宋朝统治者科举取士打破了前朝世家大族对于官员选拔的垄断。公平公正的选拔体制扩大了统治基础,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素质与行政效率,清晰的社会阶层流动体制维护了社会稳定,崇文重学的风气成社会主流。同时,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入仕也彻底扭转了唐末五代以来武将跋扈、崇尚暴力社会风气和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对读书士子“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 [11]。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12] 宋朝的扩大进士录取名额的举措是唐宋科举制度的重大发展,从上表可以清晰的看出科举本身在宋朝也有发展壮大的过程,全国的进士数量是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各朝浙江的进士数量与全国进士总数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宋朝成立之初,统治者外有强敌,内有悍将,政治和社会环境都不稳定。自太宗朝始,内忧外患明显好转,文人治国的国策下大举科举取士,人数出现了井喷之势。浙江籍的进士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仁宗朝以后,几乎每朝的浙江进士数量都有数百人之多,徽宗朝浙江进士总数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582人。其进士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也随之攀升,从立朝之初的1.06%一度达到12.82%的骇人比例,远超浙江人口在全国的占比并能在此后两朝都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占比,足以表明浙江籍士人学子对宋朝科举事业发展的贡献。

宋朝始终都处在和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状态,大量的汉人南迁使得中国的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渐渐成长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为南宋时期浙江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南宋政权正式定都临安后,建立包括太学、宗学、算学等各个层次的较为完善的学校体系,浙江士人学子勤奋努力,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了浙江科举的事业在南宋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浙江地区发展为了宋朝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依据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以及浙江各州县地方志所载进士名录并参考了浙江大学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南宋总共开科49次,共取士23,319人,其中浙江学子共有5926人,几乎在南宋一朝所有皇帝在位时期都占全国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具体数据见图2。

数据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

图2. 南宋各朝浙江进士在全国所占比重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南宋朝浙江的进士数量比北宋朝多出4000余人,浙江进士占全国进士的比重飙升至25.41%,是北宋时期的三倍,由此可见南宋浙江科举的繁荣,理学大师朱熹曾感叹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 [12] 南宋浙江科举的大发展,浙江学子的求学向学之风更加浓厚,浙江作为全国的人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浙江成为当时东南甚至全国的教育、科举和人才的中心。

2.2. 宋代浙江进士地域分布

依据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以及浙江各州县地方志所载进士名录并参考了浙江大学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统计出北宋朝浙江以州县为单位的进士数量表,如图3。

由上表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浙江进士数量依据州县为单位,虽然整体

资料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

图3. 北宋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表

呈现面状分布但仍然呈现出极为不均衡的态势,地区间差异较大。表中数据分析表明北宋浙江进士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内陆地区,如:衢州、湖州、处州、越州和杭州。湖州、杭州、越州地区经济发达同时也是州县官学兴盛的地区,科举进士数量优势大容易理解,但当时经济还相对非常落后的衢州和处州的学子在科举考试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充分说明发达的经济基础固然能较好地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并不是科举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举兴盛是多种原因合力的结果。

根据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所记载的南宋浙江进士名录以及浙江各州县地方志所载的浙江进士的籍贯统计表明:南宋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也呈现地区不均衡性(图4)。南宋时期,处于沿海地区的明州、温州、台州诸州的进士数量大幅增加,浙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南宋浙江的人才高地,这种转变也

资料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

图4. 南宋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表

体现了宋代浙江进士群体地域分布上的动态变化和聚集性的特点。

李琳琦认为:进士人数的高低是该地区社会进步、教育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集中反映。上表说明终南宋一朝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始终处于兴旺发达的态势 [13]。上述两个表格可以清晰看出:温州和明州的进士数量在南宋朝出现了质的飞跃,特别是温州相比于其在北宋朝人数翻了十倍之多,这使得在北宋朝进士人数前五名的州到了南宋时期进士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在整个浙江进士群体所占比重已经大大降低。南宋时浙江的人才聚集地已慢慢地从浙西内陆转移到了浙东沿海。这也与南宋时期浙江书院的地域分布基本一致,说明在南宋时期浙江的书院教育,在科举取士考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平均每县的进士数量来看,南宋浙江进士地域分布的仍然和北宋时期一样有着典型的不均衡性。

2.3. 宋朝时期浙江进士全国横向比较分析

浙江在宋朝逐渐发展为了宋朝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是科举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为了能清晰地分析北宋时期浙江的科举事业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究竟处在什么水平,特用图5说明。

资料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

图5. 北宋各路进士数量分布图

上表清晰的说明了北宋一朝,全国各地的进士分布情况。科举的发展跟各个地方整体的经济实力成很强的正相关。北宋时期的进士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福建、浙江、江南三路的进士数量占全国总数的近四分之三,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浙江地区的进士数量约占全国的近五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三,其科举强省的地位已经确立。

南宋时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浙江对于南宋王朝的各个方面其实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浙江在南宋一朝科举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了清晰地从横向上与同时期的全国其它地区的进士数量相比较,特制图6。

资料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

图6. 南宋时期宋代各地区进士数量

上表数据表明:南宋一朝,东南地区仍然是文教的统治地区,并且这种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浙江、福建、江南三路的进士数占全国进士比重已经达到了五分之四。浙江更是迎来了大发展,其进士数量已经大大超越了曾经位居榜首的福建路,以极大的优势稳居全国第一位,是全国平均进士数的3.6倍。浙江文化教育和科举事业风景独好,涌现出了大量的进士。浙江作为南宋教育、科举和人才中心的独大的地位已然不可撼动。

3. 宋代浙江进士的特点

3.1. 进士分布县域集中并有延续性

宋代浙江进士的分布既有不同时期各个州县之间的不均衡,也有州内县际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在各州都普遍存在,形成了很强的县域集中分布的特点,并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延续。每个州都有某个县进士数量集中,且远多于该州的其它诸县,是名副其实的科考中心县或科考发达县。通过对前文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列表如下(图7)。

上表说明各州的科举都有“一县独大”的特点,几乎垄断了本州科举取士。科举一县独大的局面和该州整体的科举事业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浙江全域的州县都存在进士地域分布的不均衡的特点。这些进士数量集中的县域往往是该州的州治所在地,是该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经济相对发达,有浓厚的尚文风俗并有一定数量的科举家族的形成。

3.2. 科举进士家族形成并薪火相传

通过对地方志和文人文集等史料的分析,浙江各州县都有进士家族形成并且薪火相传形成了对本地科举考试一定程度的垄断。温州在南宋时期科举事业的发展得到了质的飞跃,其进士家族的数量和规模能很好的反映整体的发展趋势。南宋时期的温州是名门望族的聚居地,他们南迁带来的先进文化

资料来源:雍正《浙江通志・选举表》和龚延明、祖慧教授的研究成果《宋登科记考》。

图7. 浙江宋代进士发达县数量统计表

和崇文尚学的理念,使得温州多士,甲于东南。根据温州地方史籍的记载,宋代温州的名门望族有“平阳之陈、林,瑞安之蔡、曹,永嘉之薛、吴、周、戴、王、宋,乐清则王氏父子也见 [14] ”,有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甚至进士世家。宋代浙江各地均有进士家族的分布和相关记载。很明显:科举的兴盛促使并维系了世家大族的出现和发展,而科举成就的衰落也直接导致名门望族重新归于沉寂。

3.3. 进士登科者社会贡献突出

浙江地区在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涌现出的大量进士也是人才济济。雍正《浙江通志》说:“浙江人文区薮,浙以西之文华而靡,浙以东之文清以淑。” [14] 根据程民生教授对《宋史》和《循吏传》中所载宋代各地官员籍贯的统计结果来看,两宋共有浙江籍官员248人,远超宋朝同时代的其他地区。根据《宋史・宰辅表》的统计得出,宋代浙江共有26名宰相,依然位居全国首位。他们兴礼义、重教化,为政以德,为政以礼,匡扶天下,为当时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从政为官,服务社稷之外,浙江的进士登科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宗教、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洪迈说:“七闽、浙江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歙然大盛,人才之盛,遂甲天下。” [15] 朱熹也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16] 比较著名的代表有:钱惟演(西昆体的代表)、周邦彦(《蝶恋花》的作者)、著名诗人陆游,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王象之(《舆地纪胜》的作者)和王应麟(《三字经》的作者)等等。这些杰出代表和他们所创造的成就都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4. 结语

本文创新点在于以宋代浙江地区的进士群体为样本,通过对宋朝浙江地区科举事业整体历史发展趋势和浙江进士群体出身地域等情况的统计分析,探究宋代浙江进士时空分布特点及相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目前学界针对宋代浙江地区进士分布及科举发展的整体性研究甚少。本文对两宋浙江科举的发展和进士的情况作了总体性评估,进而对两宋浙江科举事业呈现的整体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对宋代浙江的地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为当今文化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致 谢

本文是丽水市社科联“宋韵文化”专题立项项目(立项号:LAZX202205)。

宋代进士研究

摘要:宋代因其取士规模远超历史其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举研究的重要部分.浙江在有宋一朝进士及第的名额一直名列前茅。本文通过文献统计分析宋代浙江进士的情况认为:宋代的相对宽松的科举政策浙江科举大发展的机遇和外部因素;而浙江优越的经济环境,繁荣的文教事业及浙江中心县市家族对教育的重视,是推动浙江科举持续发展并不断突破的内在原因。宋代浙江的进士在时间分布上是延续的,数量上整体向上增长;空间分布则有地域分布不平衡和中心聚集的特点。宋代浙江的进士有家族聚集性并薪火相传并且他们都为当时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浙江,宋代科举,进士,时空分布,延续性,社会贡献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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